我曾想对卫慧、棉棉的创作作一次单刀直入的批评。但是当我依照传统的价值标准把一些否定性品格一一派给它们时，我突然感到批评语言的简陋，同时发觉可能有一种潜在的批评对象要在我的笔下漏掉，大大削减批评的厚度。 是的，简单地给卫慧、棉棉的文本作一下品格定位，并不困难。然而这样的批评解决不了读者心中的疑惑，即为什么轻易就可以看透的如此低俗的创作会成为当前文化的热点？卫慧们不会向人们说她们是因丑而炫丑；为她们炒作的批评家及媒体也不会承认他们是因为丑而推销丑。支持他们进行同谋写作的肯定是一种被包装成美的文化观念。因此要能把卫慧、棉棉的问题说明白、说得富于深度，就必须把她们的文本及支撑她们文本的流行于社会的文化观念一起作为批评的研究对象。 一、“后现代”的标准文本 不管卫慧和棉棉怎样被炒作成新的文学现象，但其实她们都承接着一种历史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延续。这个历史就是先锋派的创作。当批评家以个人化写作来指认她们的创作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历史已有的话语并把她们推回到了历史。如果人们还没有丧失记忆，那么就总能想起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陈晓明，当年是他以此给先锋小说的创作进行命名。陈晓明针对着意识形态的写作，极力张扬先锋小说解构精神，从消解乌邦托理想到消解所有的人生理想。陈晓明的描述尽管带有主观性，但他确实摸着了先锋作家的某些精神脉络。那就是告别伟大而堂皇的叙述。这种告别曾被不少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反复地言说。 卫慧、棉棉的创作从先锋的终点开始。但她们的承续到底是福是祸？也许借一句谚语来表述最合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因此先锋小说虽然被批评家情绪化地解读为消解一切终极理想，可实际上它们并不敌视一切人类理想，只是摒弃乌托邦理想。只要仔细察看《红粉》《活着》《一个地主的早晨》《错误》等等，我们不难触摸到苏童、余华、马原的人文关怀。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以艺术的否定形式来实现对正面人生理想的肯定，即对美好人性的肯定。而卫慧、棉棉却是否定一切人生理想。《上海宝贝》里天天的形象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作者赋予了他某些超凡脱俗的品性，使之颇像人文精神的化身。然而同时他又被作者写成一个阳萎症患者、一个毫无生命活力的废人。他能给性伙伴带来精神上的温馨，却永远满足不了她肉体的饥渴，因而卫慧无情地判处了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似乎不只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人文精神的死亡，是卫慧告示人们的历史的必然宿命。 宣判了人文精神的死亡，也就等于宣判了人的死亡，挣脱了一切关于人的品质和人的形象的要求，使人等同于生物。卫慧、棉棉的人物大体上就是这种生物性的人。他们或她们失去了所有的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自我及自我的肉身感知——吃、喝、睡、性交。无所事事又高度空虚，他们和她们像游魂飘浮在生活的表面、荡来荡去。为了排遣寂寞，为了找到一点寄托，他们频频寻求官能刺激，借酒、借性、借夜总会的强光、借疯狂的摇摆舞和摇滚乐麻醉自已。于是人们看到的就是一群行尸走肉、醉生梦死之徒的挣扎和表演。 当年一些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播撒者在解构启蒙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神话时，自觉不自觉地制造了后现代主义的神话。好像它既可以消解意识形态的历史，又可以解除权力中心的束缚，还给人一个自由自在性。可是事实呈示给人的又是什么呢？不能否认先锋小说的意义，它们在警示人们告别乌托邦方面确实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就对生活的整体改观上说，人们难以估价其作用力有多大。先锋如是，对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指涉、撞击的卫慧们更无从谈起。而且“间离”未必意味着超越，回避绝非战士。把卫慧们的胡涂乱抹当作拒绝权力话语的方式实在太抬高她们了。如果说她们的存在还有意义，那绝不是正面的，恰恰相反，是负面的。在上个世纪末一些批评家曾奢谈过后现代文化，但实际上中国并没产生过多少标准的后现代文本。先锋小说只是稍稍沾染了一点后现代精神，更多的东西被批评家误读了。卫慧们的创作倒非常契合后现代，也可以说是后现代的典型文本。可是面对那些行尸走肉、醉生梦死之徒，我们的批评家会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真正表现了人的自在性、显示了人所是的样子吗？当卫慧们的创作尚未出现的时候，出于神秘感，人们或许还会对后现代人、后现代文本怀抱某些期待。可是目睹了她们的创作后，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不，永远拒绝。 二、“痞”的极端 卫慧、棉棉的创作连接着两种血脉。一头是先锋作家群，一头是王朔。当卫慧、棉棉借着人物的嘴表示她们喜欢“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亮”时，她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王朔当作了精神的父亲。 然而卫慧、棉棉显然曲解了王朔。她们只看到了王朔的表皮，而没有看到他内在的精神。王朔有“痞”性，这谁也无法否认。但是在骨子里王朔仍然保持着对传统道德的记忆，其不少作品都是对这种记忆的回归。他写流氓、写罪犯，主要的心理动因是不满于所谓“革命”人格的虚伪，想以边缘人的真率轰击这种虚伪。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的就是心跳》里主人公皆因讨厌虚伪的“革命”人格而逸出了正常的生活范围。然而由于同样地缅怀人类有史以来美好的人性，他们在最后都幡然悔悟、“浪子回头”。人们还能接受王朔，大致也因为他肯于“放下屠刀”、立地拜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