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00年第1 期隆重推出徐光耀的回忆文章《昨夜西风凋碧树》。这篇文章在世纪伊始众多满怀希望的未来畅想曲中显得沉重，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但也正说明了它的特殊意义。它以其沉甸甸的分量警示人们：尽管文学界的反思已开展了二十余年，但还很不够，21世纪的中国文学仍不能放松，仍必须从反思民族及自身所存在的痼疾、保持灵魂的完整及良知的健全开始。 徐光耀亲历过反右运动，参与过斗人也遭遇过批斗。他把这一段历史化为故事讲出来，并时或掺以幽默，让人自然绕开当事人个人恩怨细节，进入静静的反思，反思这场民族自残的悲剧所应给予今人和后人的教训。 这场运动首先十分严重地毁坏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想象力。文章叙述了反右运动中“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丁玲作为体制内十分“铁杆”的体制话语演绎者，曾经为土改运动的顺利推进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体制取得全国胜利后她更是一贯为之摇旗呐喊。这位钦定的红色作家，一夜之间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由高高的座椅上跌落为体制的阶下囚。丁玲的遭遇对文学界来说形成了巨大的挫伤力，它使本来并不轻松的文学界一下子陷入恐慌战栗、六神无主的境地。本来应该是举重若轻、神游万仞的作家们噤若寒蝉、呆对秋风，文学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创造想象力如受惊的胎儿死于母腹。恐慌过后，作家发出的便是紧跟一个声音的附和。其结果就是整个民族的每一个分子都变成了失脑者，除了大话、假话之外，一个民族没有了一点声音。这可怜的民族呀！整个民族失脑后发了热昏，在热昏中走向崩溃的边缘。 其二是对个人尊严的肆意践踏。反右运动所采取的群众运动方式，使个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个大海里，个人犹如妓女孤苦无告，大海则像嫖客满面阳光施恩般肆意凌辱落入其股掌中的个人。正如徐光耀在文章中所说：大海对落水的人“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残害之烈则也如徐光耀所说：“经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这令人想起杨绛在小说《洗澡》中提到的“脱裤子”一语。这是反右运动中“伟大”的语言创造，它的直截了当把反右运动对个人尊严的肆意践踏活生生地画了出来。通过脱裤子，让被脱者成为畜牲，丧失掉为人的斯文。有的人在被脱之后精神崩溃而沉入大明湖，或悬挂于屋梁上，以终止生命的方式摆脱无尽的耻辱，苟活的人则永久赤裸着下身忍受周围冰冷的目光，忍受心灵残缺的苦痛。不管事隔多少年，一想起往事都会剧痛袭身，肝胆撕裂。也正因为此，徐光耀才善良地“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而采取化历史为故事的讲述方式。 别的不说，仅以上面二点而论，反右运动就足可称为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劫难。随着徐光耀的讲述，再次回首这场卷入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的大劫难，笔者不禁要再次问一句：它何以能够发生？回答可以从不同方向展开，但是“缺少法制意识是这场大劫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仍会首先映入脑海。徐光耀讲的故事也在把读者的思路往这一方向引领。比如在“丁陈反党集团”一案中，徐光耀回忆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丁玲应被打成反党分子的证据材料，相反倒从丁玲在所谓反党最烈时期写给自己的信中读出丁玲对党的无限忠城。徐光耀对自己被打成右派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自己被列为左派才名副其实。而对他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判决书更是莫名其妙，因为那上面只有判决而无事实。这真是荒唐。更荒唐的是当这些荒唐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时，他却找不到辩解的力量。徐光耀在文章中记叙到，面对徐光耀的困惑和委屈，送交判决书的人重复提醒他：“‘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抹我三级么？”在这段感慨万千的话语中，可见当时法制已变成一纸空文。在没有法制的时代，个人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紧接着会有下面一问：法制何以会轻易地丧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太不容易了。我的思路在此又陷入了很无用的轨道：这大概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所造成的吧，因为数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缺少法制意识、缺少法制信任的民族。这一解释虽然无用，但也可作为一点提醒，提醒人们正视现实并努力寻求出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