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5117（2000）01—0057—06 未来的文学史一定会记住1993年。这一年，《当代》杂志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载并出版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霎时间，“《白鹿原》热”席卷全国，一度断言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的评论家们，也不得不在一年间几十万册（盗版则无以计数）的印数面前，重新思索这一久违的现象。有人把它归结为陕西文学界炒作的结果。这一说法既不符合实际，也是“红眼病”的症候（倒是后来“陕军东征”的几部作品有明显的炒作行为和“搭车”嫌疑），更多的人则在思索《白鹿原》这部厚重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怎样的美学命题。 一、《白鹿原》的创作动机——从《蓝袍先生》说起 1985年秋，陈忠实创作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按照常例，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情结也随之结束，但是，《蓝袍先生》完结后，作家的心绪却久久不能平静，一股按捺不住的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创作冲动涌上心来，它触发并点燃了作家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使作家进入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为什么陈忠实竟有这样强烈的创作冲动呢？这要从作品的主人公许慎行说起。 “蓝袍先生”许慎行出身于“耕读世家”，为恪守爷爷许敬儒“耕读传家”的家训，遵从父亲“为人师表”的训导，他压抑天性，淡绝欲念，与丑妻相伴，从事神圣而庄重的私塾教育。解放后，许慎行被送往速成师范学习。在新生活的洪流中，他迂腐与畸形的行为模式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他脱下了象征着封建束缚的蓝袍，穿上了新时代气息的列宁装，并与敢于反抗封建婚姻的田芳在学习与生活中，建立了爱情关系，精神为之大变。在他们抗婚的道路上，田芳不畏家庭的阻挠，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束缚，走上了自由道路，而许慎行却在父亲的威逼下，败下阵来。打成右派后，许慎行更是灰心丧气，彻底认了命。几十年后，丑妻死去，许慎行一度想再娶，最后却又自断残念。 许慎行是一个横跨两个时代的乡村先生。旧时代，他在封建牢笼中生存；新时代，他依然为封建观念所摧残。脱去他外在的“蓝袍”容易，脱去他内心的“蓝袍”难上加难。吃人的礼教将许慎行视为无意志的易扭曲的工具，一个可由他人随意主宰的对象，几十年的“革命”也并未“革”掉真正应该革掉的“命”，反而使他变得更加软弱无力，加之左的思潮又与封建思想相混杂，于是，一个被封建毒汁浸透而全然不察的麻木者，一个一生扮演着悲剧角色的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的形象，就活脱脱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令人悲哀的还有田芳的父亲。这位出身贫穷的农民，解放前因为穷而给女儿订婚，解放后他还要信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规条，坚决履行婚约。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死抱着封建的教义不放，将封建的杀人的精神屠刀牢牢地握在手中，执迷不悟地“捍卫”着封建奴隶的“尊严”。一幕多么令人可怕的悲剧！陈忠实在这个压抑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悲剧故事中，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传统文化负面意识对人性的无情摧残，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们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获得人的解放还有漫长的道路。 实际上，陈忠实的思辨早在《尤代表轶事》中就有所表现。“四清”时，工作组长老安不明底细地依靠东沟“猿人”尤喜明在尤家村开展工作，使尤喜明在“天不灭尤”的狂喊声中，为非作歹。真正的劳动者成为漏划的地主分子，不劳动者成为农村“两极分化”的典型。尤喜明分得了补划地主尤志茂的两间厦房，他住的窑洞变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每天接待前来接受教育的人员。他现身说法，成为专职讲解员，不劳动反而挣满分，他的境遇也得到许多“阶级兄弟”的同情，得到许多捐物，这使他十分自得。他也苦闷——借机捞个一官半职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几次“立功”的行动并未博得仅为完成“四清”任务的老安的赏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他突然听到文革开始了，“心猛烈一跳，不由地把胳膊抡起来，走路也有劲了。”他暂时还弄不清这场运动弄啥呢，但他想，最好农村也搞，有运动才热闹！ 尤喜明这个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自卖壮丁五六次的油子，混入工人队伍中又因贪污案被解职的渣滓，心安理得地每年领救济的不劳而获的痞子，一心想借“运动”发横财的“疯子”，如王秋赦一般，竟常常成为我们所依重的对象，成为无所不在的“人物”，左的思潮与行为固然推波助澜，但这左的根源何尝不是封建的东西作鬼作祟。 我们想起了陈忠实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这是《尤代表轶事》的延伸与扩展。“梆子老太”是一个农村妇女，因脸像梆子而得名。由于家里没有男孩，她从小受到田间劳动的训练，与男人一样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因此反倒不会女工。这并无大妨，但成亲后不能生育的缺陷，令她在梆子井村抬不起头来。解放后，她因出色的劳动能力被选为“劳动模范”，还被乡长树为男女平等的先进典型，并号召人们向她学习，并将照顾村里烈军属与孤寡老人的任务交给了她。谁知一群年轻姑娘媳妇不愿与她干，原因是人们担心那些姑娘和她在一起也会传染上不生育的病症。这一可怕的传言几乎摧垮了梆子老太的生活勇气。此后，她开始注意某家媳妇是否会针线，某家媳妇是否开怀，希望能找到一个与她一样的女人，以证明她并非是孤立的存在。她因之与众人发生了误会，因之被人称为“盼人穷”。左的运动来临时，她成为阶级性、斗争性最强的人，成为左得人见人厌的可恶的老太太。妇女不会生育，这在传统观念很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使梆子老太产生了畸形的心理，问题还在于这种畸形的心理又正好与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相遇，使其成为一种完全变态的心理顽症，进而以恶的方式影响社会与他人的生活。这就不独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