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沈从文一再表白自己“对人类远景凝眸”，是“人性的治疗者”，他的写作是在造“希腊小庙”，“供奉的是‘人性’”，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尽管有太多的人沿着这条思路对沈从文的作品做了连篇累牍的阐释，可在翻阅了厚厚的《沈从文集》，打量了出没于他的小说散文中的各色人物，特别是审视了活动在湘西青山绿水间的男男女女后，我无论如何不愿步入后尘，再去他所建造的“人性神庙”前添燃几炷香，向那大小神灵和沈从文本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就像许多人在瞻仰那香火不绝的“人性神庙”后所做的那样。我不能相信他的自我标榜，不能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和表现，不能认为湘西辰河边的人性真的就是诗意盎然优美健康的，我无法在他生前死后收到的太多太多的赞语颂词前无动于衷沉默无言。我要说，不，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 一 经常被提到的所谓表现人性美的作品，大多是作家对湘西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真挚爱情”的表现。事实上，这所谓“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真挚爱情”，已成为“人性美”的最有力的支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飞扬着灵气元气的圣地热土，保有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生命形式。虚伪、怯弱、呆滞、拘谨、遮遮掩掩、拖泥带水、瞻前顾后绝对不属于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干干脆脆，一切都是风风火火，一切都是痛痛快快。人们要笑就笑要哭就哭，活得胆大包天爱得无所顾忌，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交欢时就交欢。社会秩序抵挡不住男儿的老拳铁脚，道德观念驯服不了女人骚动的情欲，生活的残酷扭曲不了人的自然本性，年龄的增长丝毫不减少时的血性。正是在这里，虎雏蓄养了野性，在8岁时就用石头砸坏了一个比他大5岁的人，然后到大上海潇洒走一回，打死人后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当了副官（《虎雏》、《虎雏再遇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5 岁时就喜欢同别人打架”，25岁时，“大约就有100 个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也是在这里，“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女人时像一只小公猪”（《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而妓女“全身壮实如母马，精力弥满如公猪，平常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就不知道羞耻”，“每逢一个宽大胸膛压到她胸膛上时，她照例是快乐的”（《厨子》）。还是在这里，女人们选择配偶时，比较多地注重人的自然因素，如年龄、体魄、歌喉等。《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龙朱》中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哑女等莫不如此；性关系的发生较少考虑到社会的精神的因素，而更多地顺乎本能的冲动。《旅店》、《连长》、《柏子》、《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等篇中都有这样的例子。虽然世俗的法规、道德、禁忌也在这里蠢蠢欲动，偶尔露出狰狞的面貌，骚扰着这里性爱的自然发动，如捉而又放那对青天白日里野合的少男少女（《夫妇》）。但沈从文写这些主要是为了陪衬，是为了从另一个侧面加固他的人性神庙，完成他的人性主题。 无论是沈从文本人还是他的神庙前贵族趣味的专业研究人员抑或是大众口味的普通读者，都对上面所谓“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真挚爱情”欣赏有加赞叹不已，视之为优美健全人性的表现。沈从文不仅欣赏、赞叹，而且还叹息自己到都市后，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啮”，原有的那种雄强精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而诸如“丰富而深邃的人性内涵”、“湘西未受文明污染的爱情，标志着健全的人性”、“他寻找着构筑着人性醇美的湘西世界”之类的评说，更是频繁地出现在有关沈从文的研究专著及论文中以及神圣的大学讲台上。无论是在顶尖级的学界老手还是在人气渐旺的理论新锐，抑或是尚未出道的后生晚辈处，都能听到这种似曾相识的声音。 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看重人的自然属性而轻视乃至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所谓人性的优美健全就是人的自然本能如性欲本能、攻击本能等忠于自身的冲动而较少受制于外界的金钱、权势、道德、礼节等。而所谓人性的扭曲与畸形，所谓“阉人”，就是人的自然本能在社会有形的或无形的秩序前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犹抱琵琶半遮面。换句话说，在人性结构中，本能高于文明、感性多于理性、自然属性大于社会属性，便是优美健全的人性；而如果本能受制于文明、感性屈服于理性、自然属性从属于社会属性，便是“阉人”，是人性的扭曲与畸形。冲突的解决诉诸于武力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健全的人性；而借助于道德或其他社会规则的，则是怯弱，是元气丧失。性行为的发生应该只是生理本能的表现，理性的精神的过滤越少越见出人性的优美健康。而所有这一切，借用弗洛伊德的话，则可简洁地表述为，如果心理能量主要被本我控制，人性是优美健全的，如果有许多心理能量流向自我和超我，则人性是扭曲的，是“阉人”。作家在《连长》中认为，无论是皇帝和兵士、状元与村塾师、文学博士与杂货店徒弟，在对女人的感受上“并不两样”，这只有在观念上剔除人的社会的精神的属性、而将光秃秃的自然属性单独剥离出来才能成立。而两性关系决不只是自然关系，皇帝与兵士、状元与村塾师、文学博士与杂货店徒弟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也决不相同。在历史的潮流前，湘西“女人也慢慢的像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这段话常被引用，以说明沈从文对湘西那所谓优美健全人性的忠诚守护。但这里恰好反映了作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看重，他留恋的是自然形态的两性关系。“金银牛羊”并不是单纯的实物，它上面积淀着一定的人格力量和社会关系，是物化的人。无论如何，它们比“美的歌声”、“美的身体”体现了更多的社会的精神的属性（因而，女人们把爱情献给“金银牛羊”比献给“美的歌声”、“美的身体”更有人性）。作家不愿见到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对自然属性的大举进攻与全面胜利，他不希望两性关系中社会的精神的因素篡位上升而自然因素遭贬下降。因而他忧虑哀叹而又无可奈何。至于有的论者以为“未受文明污染的爱情，标志着健全的人性”（注：彭晓勇《民族生命元气的执著追求》，《贵州社会科学》90.4。），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对社会性精神性的排斥而将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健全人性——这样的“健全人性”其实是兽性，人和动物在两性关系上的区别，就在于人用文明去“污染”而不是不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