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2—0013—09 梁启超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人之一，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他不仅以其意气勃发、文辞滂沛的文字鼓动起一代有识之士的改革思变之心，而且更以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启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并非与事实相符。 在几为定论的历史与文学研究中，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必自五四“文学革命”起，且必定置设于与前此的一切主张的对抗格局中运思。在这一格局对认识的框定中，梁启超很自然地就成了“改良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总属于“新”字号历史时期的“旧派”。近些年来，人们眼界大张，观念亦有较大调整，学界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无奈因成见既深，一时又难以改变固有的选取与评价的尺度，如《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虽属一部视野开扩的创辟之作，但在其列名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一编中，却是由“‘五四’‘革命文学’思潮”讲起的。 至于梁启超的种种主张， 虽然更富实质性的倡导多发生于20世纪之初，但却统统被纳入了19世纪。而对于新建构面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该书把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视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有些学者更是难以接受，立即著文予以质疑，坚持认为“中国真正的新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即以中国近世文学而论，在文艺思潮上起了巨大变化的，也不在1900年前后，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1〕。有人还“进一步看问题”，指出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之说赞成与否，“两者之间根本性的分歧意见，其实在于是否承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其旗帜鲜明的倡导‘文学革命’（本质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2〕 笔者倒是想向质疑者且发一问：为什么一些“五四文学革命”的亲历者对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态度反而与近世论者不同呢？不妨举几例。如，钱玄同可谓在“文学革命”时态度最激烈者之一，可他在“文学改良”（注意：胡适旗帜初张，讲的倒是“改良”，足见“文学革命”初倡时与历史思路的承接）、“文学革命”刚提出之时，旋即致信陈独秀云：“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3〕（P98）又如，郭沫若虽属情绪激烈而善变的人，但在回顾“文学革命”时却并未忘记梁启超，而且称赞他是在那一时代局限中“充分地发挥尽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4〕（P88）。再如，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他也说梁氏之“新文体”，“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而且还指出：“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按：指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5〕（卷6,P393）很显然， 这些亲历者都在“现代文学之革新”的意义上热情肯定了梁启超的第一人与先导的作用，赞扬了他对其“个性”与“自由”的充分发挥。那么，为什么到了近几十年来，作为并非亲历者的后辈学者们，倒是另执一言，特别着意于强调本属同一转型过程的前后两段之间的异质性与对抗性呢？质而言之，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分依附于这几十年来对历史所作的政治分期，因此拘牵于以“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为界分的所谓“近代”与“现代”的历史判断，以致形成的迄难有改的思维惯性。故而闻异而动，生怕错乱了被仍然奉为圭臬的“历史秩序”。 这种担心非为治“现代文学”者所仅有，治“近代文学”的人也已给予密切关注了。据报道，1995年6月18 日“第五届上海近代文学研究者联谊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发言者倾向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甚明晰的概念，表面上看，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视界前移的结果，实际上这一说法，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向作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分别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显然会对（中国）文学进程的研究和阐述造成逻辑上的困难。”〔6 〕近代文学研究界出现这种反应的原因，与前者实出一辙，并无二致。 海外的研究自然有所不同。由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述到维新变法的失败时，表示了这样的识见：“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20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找思想的新方向。”〔7〕（下卷P382）这种见解无疑是十分精到的。 但有一点又不能不令我们感到遗憾，那就是当其对维新运动作如是观时，却没有发现恰恰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才使得“新的思想意识时代”的实现真正成为可能，即梁启超在其时所发挥的独到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忽略。证之于由费正清独立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则更足以见出此说不谬：“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摈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这一运动在晚清的现代化趋势和1911年帝国体制的崩溃中，产生了结果，随后引起了更彻底的思想重新评价浪潮。”〔7〕（上卷P358）可见，把1898 年的改良运动及其在文化上的观念变动笼统视为一物，而与“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分列、连缀，为其基本的认识。 由以上情况可知，海内外学者在评价该段历史时各有其见，也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的独特意义有所忽略，没有看到历史在这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因此，笔者认为，要正确评价梁启超及其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首要的一点，即是吹拂掉遮盖历史绉折的烟尘，明察以维新变政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