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是中国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诗人一样，他的创作灵感来自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感受和独特的情感经历，他的诗也因而成为那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20世纪50年代是郭小川创作的成熟期，并由此走向高潮。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郭小川以他最初的昂扬蓬勃的歌唱，传达了那个从衰败走向新生的新时代的乐观激情。一曲《向困难进军》传出了那个万象更新时代的典型的声音。郭小川于是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颂歌时代和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作为诗人，郭小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他所亲历的现实生活以及特定的时代精神的独特把握，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还在于他具有更大的超越性。在那个思想和艺术都推行标准化的特殊时代，郭小川保持了诗人最可贵的独立精神。在统一的意志和理念受到推崇的年代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并通过独特的艺术予以表达的创造性劳动，其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郭小川在那个年代里，堪称是一位艰难坚持的强者。 在《白雪的赞歌》中，他深入了没有爱情时代的爱情禁区，甚至踩上了那时可称为异端的“第三者”题材的雷区；在《深深的山谷》中，他的思考进入了严酷环境和严格纪律约束下，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乃至因渴望自由而绝望的悲剧主题；在《一个和八个》中，他甚至无所畏惧地把笔触伸向了当时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性的领域；特别是那首受到公开批判的《望星空》，在那里，诗人面对浩瀚的星空，纯真的心灵无意间触及了宇宙久远、人生短暂的文学最具魅力的永恒话题。这些，远不是这位诗人创作的全部。但仅就上述这些话题的其中任何一项，当时都可以使诗人遭到雷殛。而生在那个严酷年代的郭小川，却似一个极地的探险者，坦然面对那一切可能的降临的灾难。 郭小川创作最重要的那些年代，也是中国诗歌艺术走向严重的单调划一的年代。但是自50年代至60年代，郭小川的创作却与那个时代的整体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50年代他首写旨在政治鼓动的“楼梯诗”获得了成功，四方传诵，影响甚大。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以此为起点，从五四新诗传统，从民歌，也从古典诗词歌赋，广泛吸收各种艺术养分，用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在这个期间，他多方尝试，屡写屡变，屡变屡新。时而短句，时而铺排，时而简洁，时而繁丽。从《林区三唱》、《将军三部曲》到《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在艺术贫瘠而停滞的年代，他创造了一种奇迹——他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创新，在灰暗的底色上画出了一道活泼鲜丽的风景。 郭小川是在中国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的修养与气质均与这个他视为神圣的事业有关。他对中国革命的倾心和真诚，已经成为他的诗歌的灵魂。这从他的所有诗歌中（包括那些曾被目为“毒草”的诗）均可感受到。他从来未曾改变过这种信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这点看，郭小川是真诚而单纯的。但正是由于他是真诚而单纯的诗人，从诗出发，他当然会感到当时诗歌的严重匮缺。诗歌能离开艺术的多样性吗？诗歌能不涉及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吗？这些疑问，催使他在危险的岁月对诗歌艺术作危险的探寻。 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创新意味着违逆甚至“背叛”。接连不断的“批判”不仅给他带来伤害，而且造成心灵的隐痛。于是，单纯的诗人在单纯的年代就变得并不单纯了。围绕郭小川诗歌的诸多争议和批判现以已成了历史。在现在看来，一切是那样地清楚明白，但在当日，却是扑不去、理不清的疑团迷雾。好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郭小川就是这样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和诗的历史思考的沉重话题。他的苦难给我们以启迪，如今已成了我们的财富。 郭小川欢乐地迎接了中国社会的新生，他以优美而动人的诗歌颂赞过他曾经为之奋斗的新生的社会，后来他又被痛苦地推入深渊。直至那个难忘的秋天的胜利带来了狂喜，他又在那场狂喜到来的时候消失在狂喜的烈焰之中。他没能和我们一道分享他毕生向往的思想、艺术自由的权力。有许多死亡是自然而然的，但看到了胜利而未能享有胜利的死亡，却始终让人伤怀。 2000年1月12日，北京大学畅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