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的《文艺报》登出了由李复威、 杨鹏两先生整理的《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读后颇感不安。姚晚年对不少朋友都说过“这些看法在我生前不要传出去”一类的话，对我说的次数可能更多。我曾多年担任姚的助手，为他整理过小说录音和谈话录音，目前又在编他的遗著，对于他的各种观点和谈话语气都较为熟悉。谈话中受情绪影响而说些过头话，或出现口误，在他都是难免的。以前我为他整理录音时，遇到某些失误和措辞不当之处，会随手作些修订，但稿子最后还要经他审阅，如果他不同意我的修订，可以再改回来。 现在发表的李、杨整理的《谈话》，当年曾交过一份抄件给姚，但姚一直没有过目。去年《姚雪垠书系》编委会的成员对这篇尘封多年的稿子作过讨论，决定不收入《书系》。理由是：一、《书系》并非全集，《谈话》中的内容在姚的回忆录和其他文稿中已经谈过，谈得比较全面，没有必要重复。二、由于录音不清、整理者对河南方言不熟悉以及口头表达的不缜密等可以想象的原因，《谈话》中有明显的失误、失实和片面之处。不改，对不住姚和读者；改了，姚已不可能审阅。但现在《文艺报》刊登了这篇未经作者审阅的谈话，为了对姚和读者负责，我想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按《谈话》的顺序对其中若干问题加以订正和补充。 1、“酉时明明是深夜”，错了。十二时辰中， 下午五时至七时为酉时。姚对历法是非常重视的。在他一万余张分门别类的卡片中，第一类就是关于历法的卡片，其中包括崇祯年间农历与公历年、月、日的对照表。此外还录有《尔雅·释天》中关于干支的特殊表述法。那是因为他知道旧式文人为了追求古雅，往往在诗文和书简中采用此种表述法，如把己卯年写成“屠维单阏”、庚辰年写成“上章执徐”之类。虽然这一知识最后并未用到《李自成》的细节中，但他是作了准备的。至于十二时辰这类简单的常识，在他更是烂熟于心。实际上我也听他谈过上述例证，记得他说的不是“酉时”，而是“寅时”（凌晨三时至五时）。 2、“我最早发表小说是16岁”，错了。姚生于1910年10月， 1929年9 月在《河南民报》副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孤坟》（署名雪痕），那时他将满19岁。这在姚自撰和他人编撰的年表、文章中都写得很清楚。 3、关于姚青年时期所受的影响以及他对某些学者的评价， 在他的回忆录和相关文章中有很清晰的表述，而现在的《谈话》则说得很零乱，且不准确。这里，我只能简单地作些说明： ①、1929年，姚靠同乡提供的一张假文凭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次年因参加中共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政治斗争而被捕。获释后继续上了一年学，于1931年暑假被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由开除，因恐再次被捕而只身逃往北平。在开封短暂的学生生活对于姚日后的成长具有关键意义。就在这两年中，他开始接触理论书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熏陶；同时又对史学和古典文学发生兴趣。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新史学运动对他都有影响。此外他还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启蒙。《谈话》在叙述这段经历时至少有两处失误：一是把《清代学术概论》写成《清代学术概念》（这可能是误排所致）；二是把“新史学运动”写成“新思想研究”。后文论及郭沫若时，“思想”“思想家”也均为“史学”“史学家”之误。 ②、据我所知，姚对顾颉刚是尊重的。他三十年代发表的《中国产日月的女神》等文章，显然受到了古史考辨的影响。 ③、当时让姚一见倾心的那本郭沫若的书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④、姚反对把史学研究简单化地用来为当前政治服务，特别反对为政治而歪曲历史，认为那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提到杨荣国和赵纪彬，是因为“文革”期间杨写过所谓“儒法斗争史”的讲稿，而赵出过一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书，对此姚都是极不赞成的。 4、《谈话》中有很多内容涉及郭沫若。 姚对郭的学术论著和历史剧的确有看法，这方面我还可以补充很多例证。（譬如八十年代初期他有次去北大看吴组缃，就曾谈起《屈原》中何必要虚构婵娟这一人物，当时吴插了一句：“这就叫‘红袖添香’。”又如六十年代关于《兰亭序》真伪的那场争论，他也比较赞同高二适的观点。）但姚对郭也有尊崇和肯定的一面，他认为自己在郭面前是学生辈的人物，他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批评是“学生同老师争鸣”。1979年他在日本参观郭的故居，曾经写下一首很带感情的诗，以“敬怀郭夫子”开头，最后几句是：“大家敬郭老，情寄屋数椽。郭老居此处，前后共十年。著作何辉煌，才华似涌泉。郭老郭老不可见，事业长留天地间！” 5、“多尔衮后来活到了70多岁”，错了。多尔衮（1612—1651 ）只活了39岁。他死后三年，康熙（1654—1722）才出生，所以根本不可能“亲自下马扶他”。我想出现这一讹误的主要原因是，整理者对清初历史不熟悉，听录音时把“她”听成了“他”，又想当然地把庄太后的事移到了多尔衮身上。其实活了70多岁、受到康熙尊敬的是他的祖母庄太后，而不是多尔衮。 6、姚在1957 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开始创作《李自成》第一卷，那时他是装作写检讨，在一本活页薄上偷偷地进行写作的，绝对不敢让领导知道。而他那半部以民国初年民族工业（新乡通丰面粉厂）为题材的小说手稿，则动笔于1954年，题为《白杨树》，后因得不到领导支持而烧毁。可能是姚谈话时信马由缰，随意由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而整理者对他的经历又完全陌生，于是在《谈话》中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7、自负是姚性格中非常突出的特点和缺点， 但这种自负只是表现在他最为熟悉、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中；而在别的领域，他是谦虚的。他会写毛笔字，却从不以书法家自许。对于诗词，他也认为自己起步较晚，只是“初窥门径”。而《谈话》中有一句“我是自学出身（整理者误写为‘出生’），不会成为大学者”，则可以视为他在治学方面对自己的真诚评价，因为他在别处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譬如在他1986年12月4日给我的信中就这样写道：“在治学的道路上，我没有真正成就， 重要的时间和精力被用到写小说上了。搞治学只作为创作的羽翼，作为附带工作，不名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