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29日下午3∶00—5∶00） 《李自成》第五卷第一单元写得很有特色。 首先，是历史问题。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历史小说大量出现，但都是不懂得历史。像我们这么一个传记文学、历史文学都很发达的国家，我们有作家懂历史的传统，但目前的情况很不好，譬如说湖南有个作家写的《戊戌喋血记》里说酉时太阳很高，这是缺乏生活常识，酉时明明是深夜，怎么可能太阳很高呢？再比如小说中说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说谭嗣同要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荣禄专门设了个跳舞会来招待袁世凯，这也是不可能的，那时怎么会有跳舞会？那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小说中还写到赛金花非常开放，赛金花是个苏州女子，有中国妇女的传统，这也违背了历史真实。这本书我没细看，只是翻了翻，太缺乏常识了，简直没法看。再比如说还有一个作家写战国时代就有近体诗，近体诗到唐朝才确定下来，这怎么可能呢？又比如说有本写隋炀帝的历史小说，小说中有个细节写宫女们私下说“炀帝怎么样怎么样”，这也是明显的历史知识不足。炀帝是唐朝时封给他的，是个贬义词，那时隋炀帝早死了，宫女们怎么会知道？ 我的小说中牵涉到了郭沫若曾谈到的清兵入关问题。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我认为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批判很重要。他说是因为刘宗敏霸占了陈圆圆，清军才入关。其实根本没这事。清兵入关，大顺朝生死存亡，怎么可能因一个妓女误国呢？再说当时北京烟花女子有的是，这怎么可能呢？那时汉满两民族一场大战，是汉族的大悲剧，不可能归结到一个妓女身上。我在《李自成》第五卷第一单元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 六十年代吴晗看了我的《李自成》第一卷原稿，非常激动，邀我来北京，那时他在北京饭店请我，谈了两三个小时。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学者，但学者都有他的局限，他对明朝初年情况很了解，但对明末及清朝历史不熟悉。他告诉我，《李自成》第一卷超过了《三国演义》。吴晗当时是明史学会会长、学部委员，而我却还扣着右派帽子，按理说，我应该谦虚，但是我没有。 为什么呢？我比罗贯中晚生了六百年，我懂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懂。他的思想是南宋以来的封建正统思想；我懂历史，他却不懂，他写小说的依据是根据说书人和民间传说；我懂小说艺术，他却不懂，他只写了战争，没写生活，风俗人情，写生活、风俗人情是《金瓶梅》以后的事，而我写了。不说别的，单单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我就胜过了他。 我认为郭沫若是“五四”时代诗人，而不是史学家。 我不适合于搞政治，我从来没写过一个字歌颂毛主席。毛主席的确对我个人有帮助。但是，如果中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我就不需要权威来保护我了。你看英国有哪个作家寻求首相保护，美国有哪个作家要请总统来保护？因此，我从不写一个字来歌颂毛主席。 我作为在历史上能存在的作家，我有我许多的特点。第一，我从小青年起，就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我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很有研究，我这两年在研究苏联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个目光四射的作家，我最早发表小说是16岁。那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禁书，我只能偷偷地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写稿维生，所以我专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知道了中国当时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几十年来对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这是今天我的优点。 我是先有史学，然后才从事文学的，因为史学在前，所以我有我很深的史学底子。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念》我不知看了多少遍。另外，“五四”以来的几派史学，我都很有了解，像以顾颉刚为主的“正统史学”，对古代史表示怀疑，我认为那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对不该怀疑的也怀疑。还有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思想研究，我也很了解，当时很佩服，我那时买了一本郭沫若的书，批了一句话“最心爱的书”。但现在来看，郭沫若的史学，哲学底子不厚，还不如我。可以说，这三派史学对我都有影响，后来我得出结论，必须踏踏实实地整理资料，才能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当时的历史学家杨荣国（中山大学教授）、赵纪彬（人大教授）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从资料上下功夫，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会用不好，所以作为历史小说家，必须是历史家，并且还需要是杂家。 郭沫若去世时，胡乔木在评价郭老时谈到了四点。我就给中央写了封一万多字的长信，中央当时准备就这个问题召开一个会议进行专谈。我这么说，讣告中称郭沫若是个伟大作家，伟大作家必须有伟大作品，郭沫若的历史剧都是现代剧，算不了伟大作品，是不是伟大，需要后人来评，中央说这话太早了。郭沫若在文学界没有多大贡献，在思想上也没多大创举，因此不够算伟大的思想家。胡乔木同志说郭老晚年思想有毛病，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年开始就说话缺乏科学依据，比如说他考证白起进了楚国三年后被楚国人民赶走，是因为北方有铁器，南方是铜器，北方在武器上胜过南方，所以北方取胜。这不见得，两个民族的生死大战，不可能是铜铁问题，所以不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你比如说美国的武器很先进，但也没有搞垮越南。 我对历史研究有功夫，我写东西很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