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渡过她的五十岁生日。回顾历史，缅怀为呼唤新中国诞生，为创建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终生的郭沫若的杰出成就和光辉业绩，用以激励青年一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分有益的。 一个时期以来，海内外有一股自由主义思潮，否定五四新文化，否定新中国文艺，否定鲁迅，尤其否定、贬损郭沫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由于长期“左”的思潮浸扰，又加之“文革”十年浩劫，年青一代易生逆反心理，就更为这股否定、贬损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思潮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因此，还郭沫若以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对郭沫若的历史评价及相关问题，澄清事实，辨明是非，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郭沫若与新中国共生共存 二十世纪中国，诚如恩格斯所言，是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的时代。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继鲁迅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郭沫若，就是这个时代英雄群体中的一员。他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巨人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早已盖棺论定，载入史册。他的生命也早已融汇到新中国的生命流程中而获得了永生。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当李大钊等先进的中国人敲响了“青春中华”之世纪晨钟之际，身在海外的郭沫若也无时无刻不焦渴地注视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五四运动的春雷唤起了郭沫若巨大的诗情。他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回应五四，奉献出堪称天才的浪漫主义诗歌集《女神》，预言了新中国将在旧中国的涅槃中诞生。他诅咒旧中国的罪恶与黑暗，呼唤新中国的新生与光明，传达了时代和人民的心声，成为五四时代的号角、最强音。诗人站到了时代的前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其诗歌不朽的艺术魅力迄今无一诗人能与之比肩。 郭沫若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是新中国的预言者，他更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一生历经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与了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他不愧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1928年以他为首的创造社文学社团，倡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其诗集《前茅》，堪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初的代表。在抗战时期，他作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率领抗日文化大军同日本法西斯、国民党内的投降派，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文化作殊死战。他的抗战六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成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解放战争中，他坚守文化阵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文武两条战线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的悼词中给予他以高度的历史评价，完全正确，已成共识。 即使为人所诟病的建国后的郭沫若的一些作品和言行，历史地看仍是功绩大于错误和失误的。郭沫若作为革命的诗人，甘当“党喇叭”，并充当新中国报晓的雄鸡，全心全意地歌唱新中国，歌唱党、歌唱毛泽东，很多时候“党”与“国”与“毛泽东”在他的诗中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同义语。他崇颂毛泽东，但在开国之初的诗集《新华颂》中还不是后来那种个人崇拜。优秀长诗《骆驼》，既是新中国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象征。他在繁忙的政务和学术工作之余，还写出了优秀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抒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题材、主题，讴歌时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对新诗的建设、历史剧理论进行过很有启示性的探求。甚至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里，他仍不忘情于文学艺术，为我们留下了可以窥探其“文革”心迹的译诗集《英诗译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全国科学大学上，仍以一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热烈欢呼拥抱“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建国以来，郭沫若肩负重任，担当着繁忙的国家行政领导和文化学术建设工作，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还是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和平使者，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尤其建国之初他的外交活动几乎无人可以替代。总之，他在诸多方面的成就迄今让人也难以企及。郭沫若与新中国共生共存，既有胜利的欢乐，又失败的痛苦。他同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忠贞不渝。他的品德是高尚的，人格也磊落。 二、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谊及所谓悲剧问题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谊一般人并不完全清楚，因此往往被人歪曲利用，甚至无限夸张，当作诟病郭沫若、否定郭沫若的重要依据。如海外学者余英时及国内的丁冬等人，还以此攻击郭沫若为毛泽东的“弄臣”，亦即古代帝王戏弄的宠物和御用文人之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误解。因此很有必要予以辨明和澄清事实。 关于郭沫若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及“文革”中的悲剧问题应当如下去看。首先这是一个涉及评价正确历史人物的大问题，决不能简单草率从事。一定要实事求是，重分析，重证据，绝对不能感情用事，逆反心理。其次，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的错误所做历史界定时指出的那样，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做到实事求是。强调要看到那些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而且是整个党的，集体的，并非只是某个人的错误。他说“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不去纠缠于追究某个人的责任。只有朝前看，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人无完人。对毛泽东尚且如此，对郭沫若自然更不应该去苛求他、随心所欲地去贬损、否定他。那样，不可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只能是相反的结果。近年出版的丁冬编辑的《反思郭沫若》一书，其编者意图便是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