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2—0148—05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都接受过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现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和调和是极其复杂的，也决定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历史观念上的矛盾和紊乱。在这个过去与现在、本土与外来文化各种层面、不同体系的互相渗透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往往存在着传统的因子，本能地抗拒着对异质文化的全面横移。即使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者，在心灵深处都保留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情感。具体到京派作家，这个问题就更为明显。传统文化对京派作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检讨某一具体的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处境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它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拟以京派小说家为个案，分析、探讨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及其人文理想的种种表现方式，以求更完整地把握京派小说的复杂性和它对传统文化的承继关系。 一 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个性思潮和民主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大多有一种直接或间接的精神牵连，这不能不联系到他们的出身背景和生活道路。像凌叔华、林徽因都是大家闺秀，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受到正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即使在她们长大后接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东方女性的矜持。朱光潜生于安徽桐城，深受桐城派文学的影响，接受过传统教育模式的严格训练，而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更和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沈从文是由湘西保留的楚文化的环境下哺育的，“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注：沈从文.长庚〔A〕.沈从文文集〔C〕.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尽管沈从文不具有其他京派作家那样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熏陶，没有系统地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后来他依靠顽强自学，对传统文化具备了较高的鉴赏力。汪曾祺的精神命脉中融入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染，他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寄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糅在一起。”（注：汪曾祺，施叙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J 〕.上海文学，1988，（4）.）这种审美方式正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 而京派小说家的重要代表废名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最为明显，但同时也最为复杂。最了解他的周作人回忆说：“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跌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己。”（注：周作人.药店杂文·怀废名〔A〕.）这些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京派小说家在心灵深处与传统文化一种割不断的依恋情感。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特征。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内倾性格，有其内在的力量，“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和道家的‘自足’等精神上面，佛教的‘依自不依他’也加强了这种意识。若以内与外相对而言，中国人一般总是重内过于重外。这种内倾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曾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却也是受这种内在的韧力之赐”（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这种内倾的表现就是中庸、和谐、 节制的文化心态。京派小说家的文化性格多通达、从容、中和，较少激烈的态度，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世俗化的审美倾向，很少反映尖锐的时局冲突，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雍容、悠然的处世方式。像汪曾祺的《戴车匠》、《鸡鸭名家》，沈从文的《三三》、《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的人物多半持有一种淡泊的生活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其自身的德性化追求，追求自身的完善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陈聋子、渡船老人等大都经历过生活的风浪，但他们早已忘却了对生活的非分之想，只求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尤其是汪曾祺的小说，更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在一种温婉、恬淡的文化心态背景下，把自己的心完全沉浸到民族的衣食住行之中，其中的人物大多具有重义轻利、乐天知命、爱众爱人的传统人文主义理想，如小说《异秉》中的一段描写： “每天必到的两个客人早已来了，……他们已经聊了半天，换了几次题目。他们唏嘘感叹，啧啧慕响，讥刺的鼻音里有酸味，鄙夷时披披嘴，混和一种猥亵的刺激，舒放的快感，他们哗然大笑。这个小店里洋溢感情，如风如水，如店中货物气味。” 小说中的这种生命既不庄严也不浪漫，但正是在这种舒缓的叙述风度中，呈现出一种朴素、自然的生命本色，这难道不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照下的依恋情感吗？ 京派小说中的这种儒家人文理想还表现在对伦理道德层面的思考和把握。儒家一方面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伦秩序，要求控制自我的欲望和遵从道德规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即是一例。京派小说在对伦理的挖掘中，更多地表现出了挖掘者本身固有的传统伦理制约，突出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尤其是像林徽因、凌叔华这类知识女性，虽然受到了“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鼓舞，有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愿望，但一旦问题落到诸如伦理道德时，难免顾虑重重，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观便流露出来。京派小说在反映爱情、婚姻等涉及两性关系和家庭秩序时，大多写得矜持、节制，同当时文坛盛行的这类作品有着明显的区别。鲁迅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凌叔华的小说时便有一番十分中肯的意见：“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A〕.）如她的《酒后》写一个女性倾慕来她家做客的青年男子，要求丈夫允许她吻一下这个客人，但当丈夫同意她的要求后，她却没有了这个勇气，传统的伦理观终于压倒了心中的欲望，这正是儒家人文理想的重要实质。其他的京派小说家，即使像沈从文这样有着独特生命观的作家，在描写爱情时大都适可而止，较少放纵的情欲。这虽然避免了诸如张资平、叶灵风等海派作家那种赤裸裸的情欲描写和肮脏的色情文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又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对时代精神特征的深入揭示，它在个性解放的表现上就远不如郁达夫、冯沅君、汪静之等人的热烈、大胆，因而影响也就小得多，极大地限制了其切入人性、切入生命的深度，导致以“道德化”削弱了现代意识，这是京派小说所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