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3月起，文学研究会作家沈雁冰、 郑振铎与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论争。他们的论争既有意气之争，更是有不同文艺观的论辩。 早在1921年9月29日、30日， 郁达夫就在《时事新报》刊发《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指出文学研究会作家“垄断”文坛。1922年3月1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上， 郁达夫和郭沫若又分别发表了《艺文私见》和《海外归鸿》。郁达夫在其文中写道：“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文艺批评有真假的二种，真的文艺批评，是为常人而作的一种‘天才的赞词’。因为天才的好处，我们凡人看不出来……”，“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诧叱诧，那些恶鬼，怕同见不了太阳的毒雾一般，都要抱头逃命去呢！“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呢！”“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伏在明珠上面的木斗。木斗不除去，真的天才总不能放他的灵光，来照耀世人。除去这木斗的仙手是谁呀！就是真正的大批评家的铁笔！”郭沫若则说：“我们国内的创作界，幼稚到十二万分”，“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见不想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个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我们可以各人自己表现一种主义，我们可以批评某某作家的态度是属于何种主义，但是不能以某种主义来绳人，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显然，他们的话都是带有攻击性的，而且其矛头是指向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的。 沈雁冰看到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文章后，自然是颇为反感的，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7、38、39期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作为回敬。此文，先是委婉地反驳了郁达夫对他的“骂”，说：“我先得声明，我并不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人，当然不生‘批评家’真假的问题，不过我现在却情愿让郁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的假批评家”。然后，他便对《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作品阐述了看法。对于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他认为“为一个平常的不幸福的女子鸣不平”，是不错的，“但结构不是短篇小说的结构”，“未曾畅意的描写，颇有些急就粗制的神气”；对于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他认为“这篇东西未必能有怎样多的读者感受真的趣味”；对于郁达夫的《茫茫夜》，他指出“肯自承认而自知，我以为这就是《茫茫夜》的主人假如所以可爱的地方。除此点而外，若就命意说，这篇《茫茫夜》只是一段人生而已，只是一个人所经过的一片生活，及其当时的零碎感想而已，并没有怎样深湛的意义。似乎缺少了中心思想。但描写得很好，使人很乐意的看下去。”……因此，沈雁冰进一步指出，“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更可不必。真的艺术家的心胸，无有不广大的呀。我极表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咀上。”这些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可是，郭沫若却认为沈雁冰的上述评论是“酷评”（注：郭沫若：《创造十年》， 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而且他和郁达夫认为文学研究会作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好些文章嘲骂他们，例如骂他们是颓废的“肉欲描写者”（注：CP：《丑恶描写》，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5月21日第38期。），骂郭沫若和田汉是“盲目的翻译者”。 因而，郭沫若、郁达夫等与沈雁冰、郑振铎“便结起了仇怨”（注：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并接连不断地争论不休。 1922年7月27日和8月11日，郭沫若和郁达夫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文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前文是针对沈雁冰有关翻译问题的看法而写的。沈雁冰曾在与万良浚通信（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 ）中表示：“翻译《浮士德》等书（即《神曲》、《哈孟雷德》等——笔者按），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郑振铎也曾在《盲目的翻译家》（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中说：“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o）的《神曲》， 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贵椎（Geothe）的《法鸟斯林》（Faust）， 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来看看原书，开开（疑为看看——笔者按）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而郭沫若却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是专擅君主的态度”。后文是针对沈雁冰和郑振铎用化名发表所谓“骂”人文章以及他们的文艺观的。郁达夫指责他们“藏在一个匿名之下，谈几句笼统活脱有俏皮话来骂人”，未能“堂堂地布出论阵来”。对于他们主张文艺的功利性，他明确表示反对。他说：“至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问题，我也曾经思索过。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敢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种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人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对于他们提倡描写下层人民的“血与泪”的文学，他也不完全赞同。他说：“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映出全人类的苦闷来，不必定要精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郁达夫还写了小说《血与泪》，嘲笑沈雁冰和郑振铎等人提倡为人生而写作“血与泪”的文学主张，认为都是“要卖小说，非要趋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