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文的题目 “打架”一词出自成仿吾写于1922年11月、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成仿吾写道：“文学研究会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拼死拼命地与我们打架的原因，一是因为田寿昌没有理他们，所以疑及我们的全体，二是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气焰正盛，一见我们没有理会他们，很觉得我们是一些大胆的狂徒，无聊的闯入者，就想等我们把头现出来，要加我们以凶狠的猛击。我们对于这种天外飞来的奇冤与无故相加的狂暴，据我一个人的意思，实在没有值得去理会的价值；不过郁达夫或者实在忍不下去，才开始了我们的防御工事；而我们的行为，始终是防御的——正当的防御的。以后他们的攻击一天天加劲起来，达夫才有时候取了攻势的防御。本来防御是很正当的事情，而且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我们若不出来主张自己，盲目的人们，说不定真的把我们当做了劣败者……”成仿吾把创造同人说成“打架”中的“防御者”，实在是强词夺理。他们明明是主动挑起“打架”的，这在本文中将要说到。 “杀开了一条血路”引自瞿秋白1935年5 月在汀州狱中致郭沫若的信。在生命的最后时日，瞿秋白将“杀”、“血路”这样森然可怖而又壮烈可泣的字眼用于写作与文坛论争，会对我们理解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的进程提供某种启示和暗示。 “异军苍头突起”出于郭沫若写于1946年3月的《论郁达夫》。 在此之前，1930年初郭沫若已经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到“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特起的”，并对“异军特起”的背景作了解释：“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阶段。”“一般投机的文学家或者操纵家正在旁若无人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由本阵营内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端。” 锋芒毕露的亮相 1921年9月29日、30日两天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出现了一份措词激烈、锋芒毕露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一份简短的“预告”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创造社的异端形象——其时距《创造》季刊的出版尚有半年多，可谓未见其人，已闻其声。“预告”的文字出自郁达夫之手，它得到了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激赏，郭致信给郁说：“我见了‘预告’之后，于感得快意的里面，同时增添了无限的责任心。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注：《海外飞鸿》，《创造》季刊1卷1期。）“预告”只是“打架”的信号，待《创造》季刊创刊号问世，则充分显示了这一文学集体的骂派性格。 出来骂阵的主将仍是郁达夫，他的《艺文私见》后一部分几乎可视为“打架”的挑战书，他先是泛泛地骂“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接着缩小了攻击范围，专骂“假批评家”，他说，像勃兰兑斯那样的外国大批评家，“无论哪一个，能生一个在我们目下的中国。我恐怕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了午白羊宫里去呢！”同期《创造》季刊还发表了郭沫若的通信《海外飞鸿》，其中第二信先改译了两首歌德诗，批评了国内新文学译者的不负责任，然后笔锋一转，也抨击起“批评家”来： 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我们可以各人自己表张一种主义，我们更可以批评某某作家的态度是属于何种主义，但是不能以某种主义来绳人，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 接着，郭沫若又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健儿！”“投炸弹”的比喻无比清晰地传达了郭沫若将批评视作战斗的亢奋心态。 郁达夫的《艺文私见》和郭沫若的《海外飞鸿》都没有点被抨击者的名，而文学研究会方面首先由沈雁冰以“损”的笔名出来应战是极合情理的事——谁都知道他就是主要被骂者。于是便有了发表在《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出版， 距《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发行仅10天）的《〈创造〉给我的印象》。《印象》一文持了反击的姿态，“损”写道：“我现在却情愿让郁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的假批评家，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说几句类乎‘木斗’的话。”显然，作为文学研究会理论领袖的沈雁冰已经被惹恼了，用沈雁冰半个多世纪后的话来说，“贬词看来用得多了一些。”（注：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出版。） 《创造》季刊创刊号还发表了张资平的两篇文章《出版物道德》和《“创作”》。前者抨击“一班卑怯的文士抄译了人家的原作，却不把原作出自何书及其出版时日告诉人”，作者在极不客气地断定“中国无出版物道德还可以说是贱丈夫干出来的”之后，举出了《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的两篇译文作为例子。 《“创作”》评《小说月报》刊载的两篇小说：王统照的《遗音》（12卷3 号）和落华生（许地山）的《换巢鸾凤》（12卷5号）。张资平对《遗音》作了肯定的评价， 也指出了“一段非科学的描写”，而后便集中火力批评《换巢鸾凤》及篇后的“附注”。他认为《换巢鸾凤》“内容事实都很平常”，“不能脱离旧小说的俗调”，“写得不近情理”。这篇小说是被编在《小说月报》“创作”栏的，张资平则认为“我想不编在‘创作’里面还好些”。《小说月报》发表这篇小说时原有署名“慕之”的附注，称作品“带有极浓厚的地方的色彩”，“广东的人一看就觉着他的‘真’……”这篇附注排在该刊通常“编者附注”的位置，读者有理由猜测“慕之”即是编辑者沈雁冰的化名。张资平则针对这篇“附注”批驳道：“我读了就不觉其真。我想这篇的实写程度，怕够不上20%。”与郁达夫、郭沫若的骂相比，张资平的批评是针对具体问题，而锋芒指向则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