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诗坛是多种话语并置的诗坛,正是不同诗人的独特的诗性话语,汇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主潮。对90年代诗歌的潮流可以从多个向度进行描绘,在我看来,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90年代诗歌显示的平民化的倾向。 提到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我不由得回想起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平民文学》。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周作人便说道:“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这话虽是在80年前说的,不过对我们考察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依然有一定的启发。实际上,我们所说的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也主要是从诗歌精神的角度来谈的,关键是看诗人是否能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艺术、面对现实,能否真诚地传达出一定时代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的意识、情绪、心理…… 90年代诗歌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9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特殊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把90年代同新时期初期做一对比。新时期初期,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春之声》中的主人公尽管坐在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闷罐子车里,却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这感受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粉碎了“四人帮”,压在人们精神上的巨石被掀掉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即使是揭露“四人帮”罪恶的伤痕文学,也依然能透露出一些明丽的亮色。90年代则是个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历经20年风风雨雨的跋涉,重重难关,举步维艰,使人们对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盘根错节的阻力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运作为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那些想以诗的高贵来装点自己的伪诗人开始从诗坛撤离。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人们的反思深入了。一些在80年代醉心于在语言迷宫与纯诗的象牙之塔中徜徉的青年诗人,进入90年代后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给自己重新定位。 孙文波近来曾在一首诗中谈过重读自己旧作的感想:“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于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改一首旧诗……》)孙文波对旧作的反思,不仅仅是他个人对诗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同时也代表了90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自然地渗透在90年代诗人的创作观念中,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这里所指的民间,不单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的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而居于被忽视的位置,但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等。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去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90年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90年代诗歌平民化倾向,突出表现为诗人往往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从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来流行诗坛的那些轻松地歌颂劳动、欢快地抒发主人翁感的作品,而是透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90年代工厂面临的凋弊、严峻、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心态:“我的工厂沉重/我也沉重/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诗人的身份俯视现实、游离现实,而他本人就是现实,已成为庞大而衰老的机器的一部分。白连春的《逆光劳作》,则展示了农村中普通劳动者承受苦难,像他笔下的“抠藕的人”;“一双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已不是在抠藕,是在/哭泣!是在为世界难过!抠藕的人在最低的地方/俯瞰这个现实社会,就是白和美越来越少了”。面对漫长的时间之流,面对无尽无休的苦难,诗人与“抠藕的人”合成了一体。那“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的意象仿佛一个特写镜头,凝缩了一切苦难;那发自内心的哭泣,是对人的精神家园失落的悲哀。 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还表现了普通人在不尽如人意的生存状况中的对生活的自信与执著。这里尤为感人的是那些坚持终身写作,且向晚愈明的老诗人。这些老诗人大多诞生于本世纪初叶,亲历了世纪的沧桑,他们中有的人在创作道路上虽也曾经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是,到了生命的晚年,他们返朴归真了。他们以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挚的呼唤,给后人留下了他们对生命的真诚的理解。这是蔡其矫发出的心灵的对话:“这几年你怎样过来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你记得过去吗?/记得,一次次暴风雨/淋得像落汤鸡。/你害怕死吗?/不,没有看到光明,/我不想坟墓”。(《对话》)绿原则这样表述着他的爱情:“而今我老了/把伸出的双手缩了回来/一切对我都已太迟。/我的生命随时会/在最后一丝呼吸里休止。/把我留住不放的是我的/爱:我的爱只剩下/……一直没有写出来的/一首情诗”。这是一首出色的生命的赞歌,凝聚了诗人毕生的人生磨难与情感积累,那种穿越了人生暴风雨的宁静,那种绚烂后的平淡,可使人领悟到什么叫返朴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