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野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新诗以它自己独有的革命方式度过了1999这最后的一年。仿佛是历史与时间的馈赠，那些暧昧不清的事实逐渐开始露出水面，一度被庸俗、腐朽、人云亦云的气息所污染的诗歌天空也重新变得晴朗：固有的天经地义似的诗歌秩序遭到了瓦解；可疑的庸常的诗学趣味受到了质疑；名不副实的写作得到了新的阐释，并敞开了它们的真相；还有一些被自己制造的幻觉宠坏了诗人和诗评家，也开始享受幻觉破灭之后的沮丧和不安……当越来越多的人起而应用怀疑这一武器时，旧有的话语体制所蕴含的权威将不复存在，重建诗歌精神的努力反而有机会在怀疑的缝隙中得以生长。 这是一个诗歌精神大面积失血的时代。虚假的意识形态姿态（“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庸俗的形式主义（“中国诗人是否都应该像不断变换写作形式的庞德那样，才被证明为才华横溢？”）、友情吹捧和神化（“《倾向》的‘编者前记’暗示的正是九十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的诗学抱负：秩序与责任。……这个同仁杂志……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充斥诗坛，以及由此导致的被强势话语奴役的状况（“我们对所谓‘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惕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藉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和诗歌原创性的可怕丧失（“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创新’”），它们共同构成了独立、创造和自由之诗歌精神真正的敌人。在这种境遇下，我想，中国新诗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是否有更多对旧话语体制有破坏性的力量被聚拢，是否有更多沉潜在民间的充满活力的声音被倾听。当一些诗人竭力否认有“民间”的存在，或者别有用心地把“民间立场”贬损为“黑社会立场”时，继续争论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我不明白，在一个充满精神强制和话语强制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如果不在民间他又会在哪里。所幸的是，“民间”的意义作为一种精神事实正在赢得广泛的共识，并且在1999年那场盛大的有关“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争论中得到了有力的强化。 尽管这场争论由《1998中国新诗年鉴》一书所引发，但争论的意义却由诗歌本身所完成。是缘于对诗歌独立品质的捍卫，对诗歌自由精神的吁求，诗界才有这一次观念上的解放和决裂。我把它称之为必要的分野。让诗与非诗分开，让真实与谎言分开，让创造与模仿分开，让借鉴西方与唯西方大师是从分开，让有尊严的写作与知识崇拜分开，让有活力的言说与对存在的缄默分开，让朴素的词语与不知所云分开，让心灵的在场与故作高深的“复杂诗艺”分开，让敏感的人与僵化的知识分子分开。数十年来，诗坛每一次必要的分野，都为诗歌带来新的崛起和辉煌，相信这次也不例外。时间正在悄悄地证明这一点。正是经由这次争论，许多人的读诗热情被挑旺，各类的诗选也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数量热销读书界；也正是经由这次争论，许多荒谬的诗歌结论被改写——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再幼稚地认为那些虚构的流亡经验是什么“笔意沉痛”，也没有人会再盲目地以为某些诗人和某本同仁杂志是什么“明灯”了。一个公正、本质、独立、自由的诗歌平台初步建立了起来。为了保存和再现这次争论的价值，《1999中国新诗年鉴》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大部分的争论文章，秉着公允的立场，我们兼及了各种观点，并坦然面对哪怕过激的、无理的批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言说与判断的自由，包括读者自己，因此，热爱诗歌的人足以从所收文字中分别辨明每个写作者的内心与表情，无需我再饶舌。我一直赞赏圣经里的两句话，一句是《旧约·箴言》上的“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一句是《新约·马太福音》里的“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谓“我手写我心”的奥妙也许正在于此。没有人可以在文字中隐藏自己的内心。而更多的时候，说话的方式比说话的内容更重要，记住比忘记更重要。 并不需要指出谁是争论的胜利者，它毫无意义，只要争论引致了双方重新思考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目的便已达到。我从来不认为诗学争论是什么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击（只有内心虚弱者才会有此想法），而是把争论理解为一种恢复，即，把每一个诗人、每一种写作恢复到它本应有的位置和空间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诗人的成就与一些诗作的意义被过分地夸大了，加上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的竭力鼓吹，这种夸大反而成了现成的结论被许多人征引。我惊异于当下的诗坛居然活动着那么多毫无辨别能力的庸众，他们合谋把一些屈辱与闭抑的事实渲染成了阅读神话，不仅自己沉浸其间，还想方设法将它强加给读者和这个时代（诸如“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之类）。这真是一种痛楚的记忆，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清醒的写作者的一声断喝，有的诗歌写作者在洋人的后花园所构筑的那些谎言不知还要持续多长的时间。我上面所说的恢复，意思就是要反对一切幻觉、神话、自我感动，把那些被夸大的诗人和诗作还原到它本来的面貌上。这实际上是一个艰巨的清场过程，只有保证了这一过程的完成，诗歌的继续革命才有进一步的可能。 然而，当我参编《中国新诗年鉴》后获知，许多闪烁着奇异才华、生活在民间的诗人在诗坛都是匿名的、不被重视的时，我才真正明白，现存的所谓诗坛也不过是权力作用后的产物而已。与意识形态这一庞然大物一样，以北京为主导的诗歌秩序同样适合生产霸权和霸主。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些拙劣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会成为所谓的诗坛权威，为什么一些诗评家充满西方话语优势的奴役色彩的理论会被人奉为圭臬？看来的确存在一个阐释的真空问题。由于长期来诗歌只是少数人的事业，且多数好诗都隐于民间，谁手中掌握着话语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封闭性非常强的诗歌领域，对诗歌的解读似乎就成了不多几个“知识分子”的专利，更多的人，只是在沿用他们所阐释过的结论。于是，一种误读的恶性循环产生了。我想，只有把那些隐匿在民间的优秀诗人和诗作发掘出来，才是反击这种荒谬局面最有效的办法。《1998中国新诗年鉴》较好地实践了这一点，它大力推举的是鲁羊、伊沙、朱文、阿坚等人全新的、带有异端色彩的诗，强调诗歌与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存在敏感之间的相关性。没想到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集体恐慌。很清楚，这种恐慌的内部秘密在于，他们在幻觉中建立起来的权威受到了致命的挑战，以及他们在富有活力的民间立场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的不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