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文学新人类”（另一说法，叫“另类”写作）飙行文坛，媒体报道的规模令人瞠目，大有时尚文化的流行派头。尤其棉棉的《糖》的走红，更助长了这种流行的势头，甚至到了文坛上人人说“另类”的境地。 所谓“另类”写作，准确地说，就是“个人化”写作；所谓“文学新人类”的主体，是指“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个人化”写作，始作俑者是林白、陈染、海南等人，这是一帮六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林白等人的写作姿态，是对“私人生活”的极端“自恋”，自恋到“瘪乳”变“丰胸”、“干枯”为“腴美”。到了七十年代的卫慧、棉棉们（注意：又是一群女作家），做出了全力超越林白、陈染们的姿态，在“自恋”的情绪中又结入了“自虐”的情结，抛却前者尚保留的最后的一点“温文尔雅”，彻底显露“私生活”的深层底色，试图进行无所顾忌的“本我”、 “真我”的演练， 在“自己的故事”（所谓HERSTORY 或HISSTORY）中，处处充盈着夸张的“躯体语言”，获得一种自历性和自闭性的自我陶醉。就像卫慧作品中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 阅读她们的文本，“酒吧、毒品、性交……死亡”是其话语符号。其“另类”写作常常以某种城市“边缘人”的生活为表达资源；这些人多为独身者、流浪汉、地下摇滚歌手、同性恋者、吸毒者、艾滋病患者，以及活跃在城市角落的“流莺”（妓女）、姑爷仔（靠妓女为生的男人）……也就是城市“灰色地带”的人群。“文学新人类”具有浓郁的“酒吧”、“旅馆”情结，在“自恋”、“自虐”、“自狂”的闭合圈内“做派”、“扮酷”。 所以，当有论者认为——“‘另类’写作意味着对个体独立价值的极度崇拜，对传统社会主流意识的冲击与消解，以及对日常庸众和庸俗生活的蔑视，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征候”时，对照“另类”文本，我们总也找不出这种动人意义的文字附着，只感到啼笑皆非。 “另类”的流行，也有一个最可感的时尚背景—— 市场从90年代起，对社会开始起到主宰作用，它导致了“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物欲已成为“消费”群体的图腾；以充分表露感性欲望、不断提供新奇感官刺激的作品，迎合了欲望至上的社会内在需求，它是市场的孪生儿，是社会的一种特异性的征候。所以它并不是对压制个性解放的传统理念的巅覆与反叛，更不是以极端的姿态，找到一个独立话语权力的“革命”；而是与欲望主义的和解和同谋。 所以，“另类”作品的流行，并不在于其文学本身，而是写作者的“身体姿态”和它所代表的都市时尚；它是文化时尚化（市场化）的标签，是极端媚俗的狂欢表演，是欲望主义者得以欲望发泄的性感的“器皿”。 “另类”作品的写作主体是女性，而且是年轻的现代女性，她们与欲望主义的妥协与同谋，便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因欲望主义的中心话语是“性”（“女人”）、“金钱”……它是以消解理想、消解女性尊严为前提的；而“另类”写作，颇表达出女性自甘“消费”的味道。 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另类”写作“自顾自”的个人生存体验的演练，大都被“性化”与“物质化”，除了“躯体表演”的感官刺激和“金钱奴役”下的迷乱与无奈之外，还能拷问出多少有关个体生存的生命意义？它提供的不是对人生意义无穷尽的探索，对此岸世界的超越，对个体人格的磨砺，对特立独行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是向人性内原始本性的回归，系不折不扣的精神层面的投降与堕落；所以，它的“反叛性”，其实更多地表现在对人文精神话权的颠覆与瓦解上。 于是，在重建人文精神的艰难旅程中，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抵抗来自市场话语的消解，而且还要迎战骤生于营垒内部的解构势力，其行色怎能从容，其步态怎不趑趄？ 可叹的是，竟有那么多的所谓的文坛“智者”，特别是拥有媒体资源的所谓“腕儿”级人物（更有自诩为“腕儿”的人物），纷纷陶醉于“另类”的欢歌之中！看“风景”的人，反而成了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