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的专栏，以有别于传统教科书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提出了某些质疑性的探询和多元化的阐释，涉及丁玲、柳青、赵树理、郭小川、何其芳等作家的创作倾向，《青春之歌》、《管锥编》，别、车、杜理论，左翼文艺运动中宗派，现代派文学，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姚文元的浮沉兴衰等文学现象。当这场讨论正生气勃勃地深入开展时，遇上了1989年春天的那场政治风波，有人便把它和那个事件联系起来，说讨论“否定左翼革命文学传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云云。致使这场方兴的讨论戛然中断，《上海文论》亦随之停刊。这是又一例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的历史教训。 “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由此沉寂了10年。这期间，也出版了为数众多大同小异甚至是辗转传抄的“当代文学史”（注：据统计，正式出版的有30多部（我本人就参与过三部文学史的写作或“顾问”）。其中有比较有新意的，如鲁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这类书籍之所以出得很多，还与各高校自编或合编教材为教师积累评职称所需之科研成果有关。我看到的“辗转传抄”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个材料将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最初发表的《文汇报》误为《文艺报》，于是有好几部文学史都说《青春万岁》始发于1956年的《文艺报》。），但基本上跳不出70年代末人文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郭志刚主编，上、下册），80年代初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廿二院校集体编写，三册）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三册）的框架建构。这些文学史受当时的历史局限，非文学的成分很浓。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综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觉察出底细来”（注：《华盖集·忽然想到》。）。有的学生称当代文学史是一部“捧史”和“骂史”，“只有好的和坏的两类：好的抬上天，坏的踩下地。”大家对此都很不满意。1985年修订再版的北大中文系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合著）为弥补这种缺失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将“当代”的下限延伸到热闹的1985年，编著者之所以把书名取作《概观》而不叫“史”，就是想避开或模糊一些敏感问题，力求从作品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和评价复杂的文学现象。曾经一度流行，但由于它写了北岛和刘宾雁的作品，90年代初不得不被迫删改和停用。回顾这些历史片断，只是想说明，编写一部比较满意的新的当代文学史，既是学界共同愿望，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任何一部史书的编写，都要受到当时的历史人文环境及包括非学术文化因素在内的诸多制约、干扰和影响，因而“重写文学史”应该是一个科学的、常写常新的命题。当代文学由于难以拉开距离，缺少经典和经典的阐释，因而在写作上存在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已成为历史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资料不会变也无法变（可以发掘、发现），但如何评价这些“死”了的存在却要由“活”着的人去做。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一个文学史家也必然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史。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和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高兴地读到了两部新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即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洪子诚教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洪史》），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陈史》）（注：《陈史》是由陈思和主编，由他带的六位博士生合作编写的。似乎是一个“集体创作”。我习惯性地认为凡“集体编著”的东西往往参差不齐，缺少统一的风格。但我读过《陈史》以后，却看不出一点集体编写的痕迹，我所熟悉的一位博士生作者的文笔在他写的那一章里完全看不出来，后来我知道这部40多万字的文学史是经过陈先生费时一年一字一句修改乃至重写的，是他呕心沥血，厚积薄发的结晶。鉴于陈先生对他的学生一贯奖掖提携宽仁厚爱，我宁愿把这部文学史看作是陈先生的个人专著，我想陈先生的这几位博士生弟子也会欣然同意的。）。南北两所权威大学的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推出的这两部当代文学史，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这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阶段（毕竟“当代文学史”已有了50年，而“现代文学史”只有30年），也是“重写文学史”沉潜10年逐步积累显示的实迹，是那场尚未充分展开的大讨论的继续。这两部文学史开始廓清这门学科中久积的教条和陈旧观念，开拓教学和研究的新思路，将有效地影响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科学化进程。这是值得学界庆幸的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两部文学史将引导下世纪初这门学科的研究潮流，10年内难以有超过这个水平的同类著作出现。 《洪史》和《陈史》有一些不同于过去同类文学史的共同方面，简而言之有以下四个特点： 1.鉴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复杂”、“曲折和不稳定性”，两书都力图把它“‘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洪史》），而不能把它“放在实验室里远距离的超然观察”（《陈史》），因而它们的考察和叙述都给读者以开放性、动态感和思辩色彩，没有那种大而无当、“定于一尊”的花架子与虚精神，是科学、艺术、历史的有机统一。 2.鉴于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常受囿于一时的政治气候，多有以理杀诗的倾向，两书都力求回到文学，回到审美，回到文本，不求详尽和全面，只选择有代表性有独创性的思潮现象和重点评析作家作品，以期“窥一斑而知全豹”，因而尽量压缩了“文艺思想斗争”的内容，使文学史更紧凑，更精炼，篇幅也因之减少（人文版《初稿》为60万字，廿二院校本为80万字，《洪史》为36万字，《陈史》43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