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吃惯了北京的豆浆油条，何不尝尝广州的早茶点心？这里不涉及生死攸关的“立场”、“观点”，也不属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只是换一种口味而已。选择“纪事”的体式来浏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不是归纳总结出十大（或十二大）特征，除了换口味以及适应报纸篇幅要求，更缘于对世纪末读者（专家）“居高临下”的阅读姿态的深刻怀疑。与其给出若干众所周知而又似是而非的“经验教训”，不如引导读者回到现场，亲手触摸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 至于以年系事，只是为了便于记忆与叙说，并无微言大义。 摆脱了制造“定论”的巨大诱惑，不等于就可以随口“戏说”。依旧是专家的立场，只不过透过万花筒，眼前的风景开始晃动起来，在一系列的跳跃、冲撞与融合中实现重构。如此“百年回眸”，少了些严谨与浑厚，却希望能多几分从容、洒脱甚至幽默。在搬弄众多陈芝麻烂谷子时，叙述多而评说少，既是天地狭小的缘故，也不无制造悬念以便勾起读者阅读兴趣的意思。 作为史家，能否如此腾挪趋避，以及如此立说是否属于“推卸责任”，只好见仁见智了。 1902年，“新小说”的崛起 二十世纪初年，一场号称“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以“改良群治”为主旨，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为旗帜，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契机，“新小说”迅速崛起。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为“新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此后，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刊物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于是风起云涌，蔚为奇观。这一代作家（甚至包括李伯元、吴趼人等）没有留下特别值得夸耀的艺术珍品，其主要贡献是继往开来、衔接古今。正是他们的点滴改良，正是他们前瞻后顾的探索，正是他们的徘徊歧路以至失足落水，真正体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与艰难。 1909年，文人结社之转型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陈去病等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正式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南社。南社前后维持二十七年，最为辉煌的表现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社友追慕“几复风流”，辑校抗清志士的著作，刊刻古色古香的《南社丛刻》，以及选择春秋佳日雅集，但仍非“明末遗老”的复活。南社文人的投笔从戎，以及同盟会员的横槊赋诗，使得清末民初的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紧紧勾连在一起。不同于五四以后纯粹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南社更多一份政治激情，以及直接介入实际政治运动的能力，比较接近的，其实是与之异代同调的左联。这就难怪鲁迅—反其时流行的将南社与鸳鸯蝴蝶派捆绑在一起讨伐的思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提醒大家注意“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的南社文人。 1917年，报刊与学校携手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九天后，教育部根据蔡校长的呈请，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社因而由上海迁北京，与北大诸同仁精诚合作，共同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与利润，更不屑于直接地讨好读者与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也都属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思想动力及学术资源。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虽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很难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以及《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1921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竞争 五四时期两大文学社团同年成立，自然形成紧张的对峙与激烈的竞争；令今人大感兴趣之处，在于二者到底是齐头并进，还是互相拆台？1月，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文学研究会；文研会因其相对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为人生而艺术”一派。6 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东京成立力主“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为挑战者，加上强调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创造社在与文研会的争论中，时有过激的言辞，但总的来说，无伤大雅。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未发现任何一方有借助政治、军事力量来解决文学纷争的企图。五四时期社团林立，影响较大的，除了文研会和创造社，还有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湖畔诗社等。众多文学及文化观点大相径庭的社团，均以自我发挥为主；即便发生论战，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此百家争鸣、互相砥砺的局面，至今仍令人怀念不已。 1923年，周氏兄弟的意义 周氏兄弟的离合，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无论是五四前后的配合默契，还是三十年代的情若参商，鲁迅、周作人的一举一动，牵连着整个文坛。以至研究者之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往往以周氏兄弟作为导引和坐标。兄弟俩的性格志趣、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之异同，早就是学界谈论的最佳话题。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巨大贡献，绝非乃弟之停留在“纸上谈兵”所能比拟；反过来，周作人文化视野之广阔以及生活趣味之精妙，也自有值得夸耀之处。还是各自均为擅长、且被时人目为“双峰并峙”的文章，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周氏兄弟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散文最主要的两种体式“杂感”与“小品”的代表，除了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与二人寻找的“内应”不同有关。鲁迅之追踪魏晋，以及周作人的心仪六朝，对其或追求“思想新颖”、“长于说理”，辛辣简练得能以寸铁杀人，或欣赏“通达人情物理”，希望“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均起了重要作用。至于为何将晚清便已登上文坛的周氏兄弟放在1923年论述，其一，这一年的8月， 鲁迅出版了小说集《呐喊》，9月，周作人的随笔集《自己的园地》问世， 哥俩的文学风貌及基本成就已经奠定；其二，第二年起兄弟失和，从此分道扬镳，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谜团与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