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0）01—0106—（07） 余华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他出道至今短短十余年中，风格的巨大变化非同寻常。现在，究竟如何更近于客观公正地看待评价他的变化，较全面地理解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本文拟从存在于余华小说中的日常现实生存经验出发，对此作一些探讨。 当沉浸在80年代中期“先锋浪潮”中时，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余华迫不及待地要表达出自己精神上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认为生活并不真实，而宁愿相信精神领域的真实。于是，从怀疑世界到颠覆秩序，疯狂、暴力、荒谬成了他作品中的核心语码。 进入90年代后，余华再也无法沉浸在想象的自由中，从异己的现实生活面前逃离。当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与权力已经直接呈现，被广泛认识，一再重复那套血的隐喻就未免显得多余；更何况众声喧哗之后，“冷静最终演化为犬儒主义，风行于革命之后，然后就不再有人怀疑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冷静地思考”（注：王昶：《一九六八年五月，或，为我叹息》，《读书》，1998年第5期。）， 人们关注的是“当下”是“行动”，此外再无其他。与知识分子地位日趋边缘化相对应的是众神狂欢的格局，过去我们曾经以为作家的想象超前于现实生活，然而事实上却是任凭先锋荒诞、游戏、梦幻，作家的想象永远追不上骚动的现实。余华虽然躲避、敌视现实，现实生活却从不躲避作家，读者圈子日益缩小，商品经济十分现实地站在每个人面前。“新潮小说”疲软后，一批热衷写生活的“原生态”，保持毛茸茸的“非本质”东西的小说涌现。这是摆脱“先锋”整体趣味（人工化、技术化）的反拨动作。“新写实”在先锋后产生并非偶然。在写作方面既注重现实主义作品贴近读者生活、感染力强，又适当吸收借鉴“现代派”艺术的长处，“鲜明的当代艺术中渗透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追求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注：参见陈娟、金志华：《新时期小说研究》，百家版，第210—220页。）此后，“新状态”、“新表象”、“私人化”忙得不亦乐乎。无论作家们对日常生活态度是热衷、妥协、感叹还是敌视，自“新写实”始，作家们都意识到了现实生活的不可回避性和强大生命力，纷纷走向普通人的具体、平凡、琐碎。 于是，余华再次面对敌对的现实时，“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表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样的目光看待世界。”（注：《活着·前言》，《余华作品集2》。） 由此他写了《活着》，以及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现实题材作品。如他所说，“并不斤斤计较善与恶的判定”，而投身于广博且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以此为核心，在关于“姓名”、“血”、“伦理关系的再现”、“重复叙述”等民间场景的展开中，余华看到生存的丰富意义：除了现实的依旧残酷外，小人物们卑微生活产生的超凡忍耐力、乐观精神，同样使得日常生活下蕴藏的生命力勃勃旺盛。 一、失名的主体 在民间，姓名的存在可以分辨这个人家族的历史渊源、人与人关系的证明、财产、技艺、情感思维等，在作为姓名大国的中国，还可以预示未来的寄托，包括成败得失休戚相关的命运。总之，姓名孕含着丰富的人生与社会内容。当然，它首先是用来标志自己的符号，没有名字，意味着丧失社会权利和个人身份。 《阿Q正传》的序中，叙述人上来便在阿Q的姓上陷入困顿，后发觉是赵老太爷因“本家”问题而剥夺了他的氏族关系。同时，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注：《阿Q正传》、《鲁迅全集1.呐喊》，人民文学版。）然而这反倒使不明自己宗祖的阿Q真正溶入到全体国民中，更具普遍意义， 因为他随时可以是你、是我的本家。阿Q虽然无姓但有名，在小说中，阿Q名字被确定的过程中透露了历史的存在，主体的识别容入了社会文化背景，究竟是洋字“Q”还是国人常用的“贵”、“桂”， 小说叙事者的声音暖味地滑动于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之间，制造着反讽的效果。（注：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主编，东方版。） 相比之下，《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颇有相似之处，“我”的姓名无法确定，许阿三之流又颇象王胡等闲人，然而故事的背景地点却无法确定，仿佛是当代一个江南小镇，但你说是民国前的未庄又未尝不可。在这种无历史的虚无飘渺中，人们无法用“国民性”理论进行解码。 阿Q尽管最终没有获得正规的姓名，然而并未因此失去其社会历史特征与个性特征；《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我”却是个人云亦云的傻子，是个孤儿，别人叫我什么我就答应什么，拥有许多名字，其实一个也没有，全是个声音的空洞，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寓言解读方式在此失败。 名字的取消对余华不是第一次。《世事如烟》中所有人物只有“1，2，3，4，5，6，7”阿拉伯数字或“算命先生”、“灰衣女人”、“瞎子”这些名词。《往事与刑罚》用“陌生人”、“刑罚专家”代替具体人名。取消人名，使主体变得模糊起来，成为叙述者的道具，直至近乎虚无。一切恍如幻觉，命运也随之飘忽不定，冥冥中无形的强大异己力量控制故事的安排。正如王岳川在《后现代文化策略与审美逻辑》中说道：“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类似‘吸毒’一般幻游旅行的‘非我’。人是一个已经非我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