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果”的“反抗诗学” 1949年以后，不断的思想整肃运动紧紧追逼着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对于“胡风派”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打击，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知识分子的苦难无以复加，然而，正是这种苦难，促使着他们的精神蜕变，使得他们的精神人格在与受“整”以前相比，既有着无悔的坚持，更有了决然的抛舍。本文所谈论的牛汉，作为“胡风派”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员，于1955年的5月14日， “在全国范围内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第一个遭到拘捕”（注：史佳：《牛汉生平与创作年表简编》，《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自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苦难生涯，也正是在苦难之中，通过他的诗歌写作，表征了自己精神人格的蜕变与再生。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0年至1976年间，牛汉在其接受“思想改造”的湖北省咸宁地区文化部“五七干校”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华南虎》和《悼念一棵枫树》以外，还有六十余首诗歌、三部长诗以及一些散文作品（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见牛汉《散文随笔》，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其中， 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尚未整理面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3年，绿原在为牛汉的主要收录了这些诗歌的诗集《温泉》所作的序中指出：“这些新诗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当时当地，几乎人人都以为诗神咽了气，想不到牛汉竟然从没有停过笔。”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在那样一个严酷而荒诞的年代里，包括作家和诗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彻底终止自己的言说与思考，正是它们，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以及其中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独特证词。 “文化大革命”时期牛汉的诗歌创作，得到了诗人特别的珍爱，认为在其“迄今的作品中仍然是属于最好的”（注：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诗刊》，1996年第10期。）。在牛汉迄今为止的诗歌写作中，他的“文革”诗作确实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凝结了他本人的命运与痛苦，表征了特定年代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还代表了牛汉个人诗艺历程之中极为重要，同时也是富于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 “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一方面延续着、也更加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诗歌写作中便已具有的战斗的或反抗的诗学特点，即以较少修饰而坚实有力的诗句和充满着生命的紧张与热烈的诗歌情绪，表现诗人对于不义或艰危的社会情境的反抗和对理想情境与生命状态的向往，所不同者，1949年以前牛汉诗作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反抗”已经为个体的“生命反抗”所取代。当然，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革”中的牛汉回避主流话语、不图发表的写作行为本身便已经是一种相当顽强的“社会反抗”。但就文本实际来看，他的“文革”诗作确实不具鲜明的社会色彩，或者说，“社会反抗”的诗学立场只是以一种相当潜隐的“象征化”的或弱化的方式而存在，而且在这一时期，其反抗的诗学立场更加带有着丰富复杂的生命况味，严酷时代个体生命的悲凄与无奈（《在深夜……》）、隐忍与悲愤（《雪峰同志和斗笠》）、紧韧与昂奋（《鹰的诞生》）……构成了反抗者不屈的生命交响，而在这种丰富的生命交响之中，由不屈反抗的个体生命所蒸腾而出和由火焰所塑造的汗血之气和激情呐喊却是最为基本的诗学基调。对于此点，牛汉在很多场合均曾有过明确的表白（注：牛汉：《诗与我相依为命一生》、《谈谈我的汗血气》，见牛汉《散文随笔》。），这种诗学特点在其“文革”后的诗歌写作中仍然有着一以贯之的坚持，只不过在后来，由于时代环境以及诗人主体境况等方面的变化，他的一些色彩明亮的诗歌小品（如《柑桔与阳光》等）使得这一诗歌基调略有冲淡。但是，他的更多的关于“创伤记忆”的抒写仍然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也是其“文革”后的诗歌创作最有价值之所在。 在1949年以后的“潜在写作”之中，“七月派”诗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写作群体。在那样一个严酷的年代之中，已遭摧毁的“胡风集团”实际上以一种特殊方式形成了新的“精神集结”，对于这种“集结”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精神史和思想史课题，在潜在的诗歌写作的层面上，共同的命运使得他们的诗学立场和话语特征表现出诸多共同的方面，“他们常常从个人人生的苦难体验，去把握苦难时代的历史进程；而个人的曲折遭遇，实际上也反映着历史的一部分曲折”（注：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但在这种共同命运之下，也有着明显的内在差异。1955年以后，“胡风集团”的核心人物胡风以旧体诗的方式所从事的“牢狱写作”，表现出痛切的反思、冤愤、强刚和对理想的无比忠诚；身陷囹圄的曾卓固执地寻找着童心（《给少年写的诗》）、吟唱着苦难之中的爱情与温暖（《有赠》、《雪》），并以“嘶哑的喉咙”抒发着对于飞翔的向往（《呵，有一只鹰……》、《悬崖边的树》），具有着浓厚的抒情气息；而绿原的“潜在写作”则往往在人类历史与荒诞的社会现实及个人处境的对照之中从事着对于现实的批判与谴责（《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带有着明显的思辨、自嘲和反讽的色彩（如《自己救自己》、《面壁而立》和《好不容易》等）；牛汉的“文革”诗作，除了其突出的喷发着汗血之气和生命之火的“反抗诗学”之外，在其相应的诗艺特征上，则往往在绘写诗歌客体形象的同时，以一种凝望、体察、谛视或推测与想像的主体姿态，注意描写或营造诗歌客体的所处情境（包括“自然情境”和“社会情境”），并将诗人的生命体验投射或“内嵌”于客体形象之中，从而在这完成深远的寄托与象征的同时创造诗歌情境。而他的部分诗作，在以生命体验“嵌入”客体对象的同时，诗人也会常常地出于其外，进行情感的直接抒发或者是灵魂的自我审视，最典型者，莫过于他的著名诗作《华南虎》。 作为诗人的“我”与“老虎”，是《华南虎》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歌形象：“在桂林／小小的动物园里／我见到一只老虎”。“我”与“老虎”以两个分离的形象首先出现于诗歌之中，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看”与“被看”的主／客体关系，诗歌语调平淡而冷漠，初始出现的“我”，不过是“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写作便已痛切批判的平庸而麻木的“看客”中的一员，而随着“我”的不断“观看”与深入“体察”，“华南虎”的困厄处境以及它的内心“屈辱”和对自由的不绝念想与在特定处境中的诗人发生了“命运的邂逅”，共同的命运遭际使得牛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完全地“内嵌”于起初作为客体出现的“老虎”之中，从而也使他们的精神息息相通而几近合二为一。于是紧接着，“我”的诗情被“华南虎”“凝结着浓浓的鲜血”的“破碎”的趾爪和在“灰灰的水泥墙壁上”的“血淋淋的沟壑”所彻底“点爆”（注：牛汉：《我与华南虎》，见牛汉《萤火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9月版。），诗作以令人震惊的笔触刻画了老虎的不屈反抗，在这里，诗歌情绪达到了悲愤的顶点，一个崇高的作为反抗者的生命形象已经基本上塑造完成。而恰在这时，“我”却从对“老虎”的“内嵌”之中 突然抽身，诗歌情绪突显低回，诗人以“我”的羞愧与震惊，表现了自己的幡然自省和对拼死反抗的“华南虎”伟大灵魂的仰望，冷峻的自省，燃烧的诗情和咆哮而去的崇高灵魂营造了阔大沉雄的诗意空间，灵魂的对话与撞击和反抗者的咆哮回荡其中，使得诗作爆发出极为巨大的生命震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