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13日、14日，林纾发表了一篇题为《某生》的小说， 谈及五四运动：“今年五月，京畿学校以掊击国贼，悉罢课。余校中生徒三百余人，屹然山立不动。”寥寥数语，既点明此乃“掊击国贼”，又对他所从教的正志学校学生“屹然山立不动”感到自傲，其态度颇值玩味。接着他借与“某生”的对话深化自己的看法： 又七月三日，某生忽造余家。余曰：“外间罢课，力争青岛，其有济乎？”生曰：“先生以为如何？”余曰：“是非义心所激耶？”生曰：“学生如新嫁娘耳。……名曰保家，为时不岂早耶？”余曰：“既为人妇，则产为其产，家为其家。即贡忠款，亦复何碍？”生曰：“……学生尚为处子，处子尚有父兄，宜秉礼自重，胡能强预人事？”余笑曰：“国事耳！今人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为国复仇，即出位而言，心犹可谅。” 对话双方其实都表达了林纾的立场，“某生”批评“出位而言”，对学生行为本身持有异议；“余”则强调“心犹可谅”，所谓“以蠡、种为心”。所以五四期间，林纾既约束生徒不要参与，也不曾对这场运动发表议论。毋宁说，他是同情参与者的举动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符合林纾心中的价值标准。 五四运动期间优游于事件之外的林纾，其实刚刚从一场大论战的漩涡中抽身出来。发轫于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一直将林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此在1918年3 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的《复王敬轩书》中达到高潮。两年间林纾基本上未予正面回答，这只能说是自重身份。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以“蠡叟丛谈”为名替林纾辟了一个专栏，按日发表短篇小说。也许他觉得在这种“不严肃”的文体中教训一下对手是合适的，于是便有了本月17、18两日的《荆生》。 《荆生》批判“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白话行之”，这在林纾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本尽可以长篇大论，但他偏要游戏于小说之中，而且生造出“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不知其何许人”的“狄莫”，最后被“伟丈夫”“荆生”一通拳脚打得落花流水。局中人一眼就能认出那三人即是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荆生则是会武术、写过《技击余闻》的林纾本人，这与1913年的《剑腥录》以会剑术的主人公邴仲光自况如出一辙。现在当然很难猜测林纾何以出此下策，或许“木强多怒”的他被打击压抑得太久了，乘机在文字中好好发泄一通，甚至可能他以为这只是“性滑稽”的表现。但毕竟这种影射显得非常恶意，遭到反击是必然的。 也就在《荆生》发表后的几天里，北京开始有政府将驱逐甚至逮捕陈胡等四人的传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与林纾有关，但这两件事还是很快被联系起来。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有署名“独应”（周作人）的《旧党的罪恶》，其中谈到：“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此乃《新青年》集团对谣言的最初反应，并未牵涉这篇小说。但一周后第12期“杂录”刊发《荆生》全文，并定性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按语指出“甚至于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祭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已将林纾与北洋政府搁在一起。不过该按语点明小说中人物的影射对象，仍指“荆生”为“著者自己”。而同期“选论”转载 5日《晨报》上守常（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则是另一种说法：“……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此处的“伟丈夫”则成了当权者的代名词，以后荆生被认为是安福系的徐树铮大概就源于此。 论战主题迅速转为追究林纾的官方背景还源于另一个人在此期间的举动，此君即当时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厚载，张厚载是林纾在五城学堂时的老学生，被认为是林纾在北大的心腹。他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主持一个不定期的“半谷通信”栏目，传递些北京方面的消息，其间时不时也炒点“学海要闻”，内容十有八九与他所在的北大有关。2 月26日，他把陈独秀等将去职的传言也弄了进去： 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傅氏遂讽令陈学长辞职，陈亦不安于位，故即将引退。又一说闻，谓东海近据某方面之呈告，对于陈独秀及大学文科各教授如陶履恭胡适之刘半农等均极不满意，拟令一律辞职云云。然陶胡两君品学优异，何至牵连在内，彼主张废弃汉文之钱玄同反得逃避于外，当局有此种意思诚不能不谓其失察也。……凡此种种风说果系属实，北京学界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也。颇闻陈独秀将卸文科学长职之说最为可靠，昨大学校曾开一极重大讨论会，讨论大学改组问题，欲请某科某门改为某系，如是即可以不用学长，此种讨论亦必与陈学长辞职之说大有关系，可断言也。 将学校的事情捅到社会上，这还罢了，要命的是，他把事件的背景直接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徐世昌以及主管学界的傅增湘联系起来。而到了一周以后的3月3日，他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大宣传： 前次通信报告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将有更动消息。兹闻文科学长陈独秀已决计自行辞职，并闻已往天津，态度亦颇消极。大约文科学长一席在势必将易人，而陈独秀之即将卸职，已无疑义，不过时间迟早之问题。 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将我写给神州日报通信员本校学生张厚载君的信及张君的信及张君的回信送登日刊，以释群疑”。选择被张厚载认为“品学优异”并代为打抱不平的胡适出面显然是最合适的，他在信中软中带硬地质问：“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调查一番。”张厚载的回信写于7日，除了解释“通信”栏是“有闻必录”并为未向当事人证实道歉外，主要还是替自己开脱：“神州通信所说的话，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言，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而且法政学校里头，也有许多人这么说……这些传说，绝非我杜撰，也绝非神州报一家里有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