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通过自己的文化选择确立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也为20世纪中国确立了一种生生不已的现代化尺度。现代化的渴望和实践是20世纪的世界性运动，是20世纪的文化精神。因此，鲁迅文化选择的现代化尺度，亦刻上了这个世纪的人类性和时代性标准。在这一尺度下，鲁迅批判了片面强调文化的特殊性的“国粹”论或“国情特殊论”，以文化同一性原理坚持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化的人类性和时代性标准。他通过文化同一性与文化特殊性关系的辨析，建构了一种具有实际批判意义的文化哲学理论。 一、“特殊国情论”批判：传统文化的拒斥与变形功能 “国情特殊”论是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坚持者和反对者都必须加以认真辨析、讨论的问题。虽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障碍可能过于简单，但至少在现代化过程的起点处，它所造成的消极性后果要明显大于积极性结果。在鲁迅的文化选择中，从批判坚持守旧、拒绝变革的国粹主义的角度来说，“国情特殊”论作为一种现代化转化中的心理障碍、理论误区和现实失措，毫无疑问都具有否定意义。 “国情特殊”论的文化哲学依据是文化特殊性原理，鲁迅通过对国粹派的批判，指明了文化特殊性原理在文化转型中所可能具有的两种消极性功能。 第一，在排斥外来文化的功能上表现为一种防御心理，进而成为一种保护落后的口号。 鲁迅毕生致力于对国粹派的批判，也正是这一批判使他确立了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突出的历史地位。甚至可以说，在深解鲁迅精神的人心目中，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旧文化因鲁迅而死，新文化因鲁迅而生（至于旧的死而复生、新的生而不长则是鲁迅世界之外、之后的事了）。严格说来，在文化的价值判断上，国粹派与国情特殊论并不同一：前者在排斥外来、保守传统上比后者走得更远，与时代之间存在着更大的错位。他们不仅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且经过对传统文化的过分美化，由文化特殊性的后门走向了文化同一性的前台——把中国文化特殊性扩大为人类文化的同一性，以传统文明为人类文明的价值尺度，表现出一种文化自崇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到了90年代，表现得更为强烈。 “国情特殊”论虽然在排斥外来、保守传统上与国粹派并无二致，但其文化哲学依据则是以文化特殊性始，又以文化特殊性终的。他们并不以自己为世界文明立法，仅是守望着自己的麦田。与前者那种传统的“天朝”文化心态有所不同，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自崇心理，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自卫心理，因为他们失去了将中国文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信。 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九》中对这种国情特殊论者进行了维妙维肖的心理透析： 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种兵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经验从那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而且带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货，爱国之士，义当排斥。 “特殊国情”论表现为对固有文化的留恋和偏爱，所以它首先是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心理障碍而存在的。留恋与偏爱来自于一种民族文化的亲合感。在这种情感因素的作用下，人们的文化价值判断会出现错觉，文化重构会出现幻觉。情感如冬雪，遮掩了一切污秽和丑陋，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洁净。爱之所至，甚而以丑为美：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特殊国情”论者的心理失衡了，言语似乎失去了正常：“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注：见林损：《苦乐美丑》，《新青年》第4卷4号）即使是出自于一种崇高的文化情结，这种焦躁也只能表明其所钟情、所保守的固有文明确实已穷途末路了。 曾长期担任著名的《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以“物质文明为末，精神文明为本”的普通思维方式抵御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最有力的论据是“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一国之文明”（注：杜亚泉（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在30 年代中期开展的关于“本位文化建设”的大讨论中，“中国文化特殊性”成为本位文化派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中国虽是世界的一环，然而，中国始终是中国，中国自有其特殊性”（注：漆琪生：《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实质》，见马若芳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编第54页，上海国音书局1936年12月出版。）。其实，虽然“特殊国情”论的理论倡导还仅限于一种偏执的文化情绪，限于一种理论主张。但是，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时刻，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的话，最终必将成为一个拒绝变革和保护落后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