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我在韩国讲学，收到钱乃荣先生的来信，相告他和黄乐琴教授选编的六卷本《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以下简称《选集》（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钱乃荣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将要付梓，嘱我作一序言，并讲明希望我能够结合本世纪短篇小说的发展谈点看法。钱先生是我所尊敬的朋友，他提出这个要求我无法拒绝，当时心里还存着一份侥幸，以为“小说界革命”以来的小说发展史，已经有不少学者在前头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我纵然没有什么独特的心得，大约讲些一般性的小说史知识还是可能的。去年2 月我回到上海不久即收到钱先生寄来的小说选目录和有关材料，看后才真正的感到了为难，因为编者在每卷前面都写了很好的前言，关于本世纪以来的小说发展情况多少都谈到了一点，所以我想说的“一般性的知识”也纯属多余了。好在当我把这个困难讲了出来时，钱先生表现得特别宽容，他说，那么，你就随便说点什么吧。那么，好吧，我也只好随便说些什么了。 由于对现代小说的形成一向没有特别关注，为写这篇文章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去翻阅陈平原、夏晓虹编的《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随手一翻便翻到了邱炜薆《菽园赘谈》的“小说”条，其说颇为奇怪：“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备取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永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什么才是小说的正宗？邱炜薆列出三类小说：一、“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一派，代表作有“本朝”的冯班的《钝吟杂录》、王士祯的《居易录》、阮葵生的《茶余客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法式善的《槐厅载笔》《清秘术闻》、童翼驹的《墨海人民录》、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等；二、“谈狐说鬼”一派， 有纪昀的《阅微草堂五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三、“言情道俗”一派，代表则以《红楼梦》。在邱炜薆的说法，第一类才是小说的正宗，其余两类不过为“备取消闲”的“小说支流”（注：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4页。）而已。陈平原先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引申出“据实而录的笔记小说对粗人固然没什么影响，可在文人中却颇有市场，真可谓代有传人，源远流长。晚清小说理论家中也有以之为小说正宗，把它放在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与言情道俗的《红楼梦》之上者。”（注：引自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但从以后的发展而言， 即使在讨论笔记小说时，邱氏所列的正宗一派作品，也不见于现在的文学史或小说史著作。可能是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文史资料，而非小说。我手边的文学史书籍中，仅吴礼权先生所著的《中国笔记小说史》内。提到《两般秋雨盦随笔》：“八卷，所写内容较杂，类于《阅微草堂笔记》等杂俎派作品，只是与纪氏作品稍异的是梁氏所记少于鬼怪内容而详于历代文学轶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等……整部作品较之纪氏作品又在艺术性方面有逊色了不少。”书中还简略提到《茶余客话》：“十二卷，阮葵生撰。自经史子集洎有清掌故，下及书画、金石、禽鱼、草木等内容。无不讲贯。”（注：引自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96—297，300—301页。）廖廖数语，都是将其列为《阅微草堂笔记》的余流。所以，“晚清小说理论家”（陈平原语）所推崇的正宗一派小说，现在完全不传，而当时仅视为聊备一格的“谈狐说鬼”派与“言情道俗”派如《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今则盛传。可见小说的生命力存在于读者当中，而非小说理论家所能操作，小说作为艺术作品其流传与否自有规律可寻，所谓讲究“据实而录”，可能对认识历史和风土民俗有一定的意义，但文学艺术恰恰需要虚构和想象的力量，“谈狐说鬼”与“言情道俗”两派，歪打正着地为清代小说创造了不朽辉煌。 但是陈平原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引用邱氏的观点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当梁启超辈发起“小说界革命”运动时，新小说家们所面对的传统小说，主要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或笔记体的文言短篇小说。“小说界革命”。发轫之初，启蒙的呼唤声甚嚣尘上，其烟尘笼罩了新小说的发展，所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引自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所谓“以稗官之体， 写爱国之思”（注：引自梁启超《本编之十大特色》，《清议报全编》，新民社辑印。），主要都是针对着章回体的长篇小说的弊病而提出的补救理论，而邱氏此刻所强调的“正宗论”，正与梁氏的理论遥相呼应，不过所涉及到的笔记小说的范围。引邱氏说无非证明了当时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无法避免时代风气。但是，与梁、邱等人所期望的相反，由于急功近利的政治革命的风气所致，新小说从一开始就暗暗地种下了病根，“据实而录”的笔记体小说并没有在现代小说的形成期提供多少积极的因素，倒是“谈狐说鬼”与“言情道俗”，虽然不属于什么正宗大道，反倒自由一些，表达出个人性的小说叙事的特点。 我这么说，也许有点故意拧着鼓吹“小说界革命”论者的意见而论，其实这也是20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的实践所证明的。本来中国古代小说就似粗服乱头的普通女子，活泼泼地生长在民间，而非什么“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倾城货色，无论是文人私下里的辛酸创作，还是与市民文化相关的话本说书，虽然难免有道德教化的成分，但艺术上终究是多了几分个人性的叙事因素，用今天的艺术语就是多少体现出个人的话语立场。但是戊戌年的维新运动失败，意在政治改革的士大夫们被驱逐出庙堂。开始了独立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萌芽时期，一时间，文学界的各种“革命”都随之思想启蒙的要求而提出。其中小说之所以特别受到青睐，也就是因为它在民间的特殊地位，可以被思想家所利用的条件多一些而已。今人常常引用康有为的名言：“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似乎对小说的功能极为重视，但仔细想想，康有为对小说自身的特点和功能价值毫不关心，仿佛是士大夫掠来一个民间女子为奴婢，用来做饭、扫除、洗衣一样，骨子里很瞧不起这样的粗俗女子。他接下来的话这样说：“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注：引自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载《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12页。）圉人是指养马者，在康有为眼中，小说也就是这么个地位，不就是因为它的通俗普及，易于宣传么？所以，“新小说”家们对来自民间传统的古典小说十分鄙视，斥之“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注：引自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1页。）。 “诲盗诲淫”，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谈狐说鬼”，宣扬迷信，其罪莫大。他们引西方政治小说来纠中国小说之偏，以为是获得了灵丹妙药，其实所译介的所谓政治小说即使在西方日本也属三四流的东西，至今“诲盗诲淫”的中国小说仍然存在，而《经国美谈》之类的翻译小说倒已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