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 （1999）04－0054－06 在当代文学史中，农民形象始终作为形象系列中最为强劲的一支而显得卓尔不群。农民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与当代文化的亲和性使当代文学的流变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民形象的衍化史，这首先就在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学本体上建构了以农民为话语中心的文化规范。而其中基于“抗战”与“讲话”精神所营造的当代文化机制更把农民意识作为阶级主体的意识片面强化，进而把农民意识的整合视为民族意识整合的关键环节，这种整合方式的单向性又从文学的演说方式上直接奠定了当代文学文本结构的民间化叙事模式。与此同时，当代文学规范的战时性质及其在现实社会中无条件的推演，更在当代文学的形象熔铸上形成了以农民形象为主体、以政治关怀为指归、以精神成长为中心的封闭式组构模式。这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演进的总体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当代文化规范单一的政治功能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消褪，由此显示出了规范本身的开放性，可农民色彩与阶级色彩乃至民族色彩的审美传释方式的一体性依然是当代文学一个执著的命题。这样，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这二十年的时段中，创作者对于农民形象生命层面上的人文关怀与理性层面上的终极关怀，或基于原生态层面上的自然主义关怀，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继续维系着当代文学农民化性质的主题。因此，透视当代文学史不同时期农民形象的整合特征，便成为我们观照整部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最佳契合点。 然而，在农民形象的衍化过程中，由于当代文化规范在各个时段中演绎的特征不同，又使农民形象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整合情状：从政治个性的演说到人文意识的架构到自然主义的渲泄。即使在每一个文化时段中，由于政治影响的强弱与创作者感知生活层面的深浅，又使农民形象在创作者的笔下呈现出对整合原则不同的解说模式，从经验型到超验型，从控拆后的裂变到蜕化中的复归，从文化意义上的放逐到精神意义上的重建，从而使当代文学史画廊中的农民形象在美学意义上显得斑斓多致。这种文化的一体性与时空的跌宕性，政治的唯一性与创作者谨慎的观照，使整部当代文学史既呈现出以农民为反映主体的同向性，同时又展露出形象自身不断离析、化合的参差性。这种参差性与同向性便构成了当代文化规范的开阖疏密，也形成了以农民形象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当代文学史自身的脉流与律动。 下面，我们将就当代文学史三个阶段中对农民形象的三种不同的整合方式，来窥析当代文化规范从封闭到开放的渐进态势与形象内涵由感性层面的理性组接到理性层面的人文觉醒的整体流变趋向。 一、从经验型经承验型到超验型的整合 纵观当代文学早期的农民形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农民精神成长的高度关注。这种带有浓烈政治意味的社会透视方式从当代文学起步起就把对农民意识的政治整合作为反映时代规律及体现社会价值判断的唯一指认，由此形成了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农民形象的总体特征：对小农经济意识中“个人小恶”的极度摒弃，对社会群体意识中“社会主义大善”的执著追求；对生活感性层面的简单抒写，对社会理性层面的浅近理谕；对农民政治个性的强烈渲染；对农民人文个性的率意轻视。这种裹挟着强烈政治倾向的审美观照方式直接缘由于新中国建立后迫切需要张扬的时代情绪：社会制度的新旧变异与相关产生的集体意识的膨涨，使整个民族都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中，作为社会主体成份的农民阶层则进一步在生命意义上体味了这种政治式的感动。而作为勾勒时代发展脉络的创作者，也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自觉地把对农民精神成长的关注作为观照时代生活的焦点。同时，“为时代立言”的政治使命感又使创作者把对农民政治个性的单向诠释作为与时代化合的唯一趋向。 在此，我们无意苛求创作者受命于政治所形成的创作意识的单纯与明朗。事实上，在政治的全方位影响下，创作者在建国初期还能依照一定的规律塑造农民形象，并在一些形象上也寄予了某种现实主义关怀，从而使这些形象在政治指向的总则下尚遗露出一些人文意识的痕迹。这种人文意识以农民与政治理性的经验对抗及合规律性的理性趋附体现出来，如“梁三老汉”，如“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等鲜活的形象。只不过这些形象在作品中大都以“时代落伍者”的面目而出现，他们身上更符合生活逻辑的部分也都作为与时代主旋律直接悖迕的部分被率直地整合了。而作为体现时代发展进程的主流形象，如梁生宝、杨小四、刘雨生等，则直接将政治意义的辅陈作为人性全部意义的昭示。尽管这种昭示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可这些形象所演绎出来的政治激情并不构成与人文精神的对抗，更多地是消除了人文精神的前提下对社会政治意识的盲目倾倒。这种“倾倒”便使主流形象难免呈现出“承验”的特征：一是形象毫无生命动感地承载了政治理性；二是创作者又将“承载”掩映在对经验生活的简单化描摹中。这种组构方式当然是政治环境对于创作者的理性牵引所致，创作者为了强化时代特征，自觉不自觉地对主流形象进行艺术的粉饰与拔高。另一方面，也隐约地体现出建国初期创作者面对社会合力与生活规律难以交融时所诉诸形象本身的“二难困惑”。故而，在当代文学史早期，农民形象尽管呈现出政治整合的特性，可在政治整合的总体原则中，又因形象荷负社会意识的力度强弱体现出对整合本身不同的传释方式，一类为经验型形象，另一类为承验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