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光明 地点：福建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时间：1999年12月8日 王光明：上个星期我们讨论了90年代现代性与文学问题，发现现代性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有非常复杂的层面，它的表现形态也是历史的，具体的，有时还充满着悖论和对立。中国文学在现代性寻求中，更是存在我们尚未意识到的丰富性。前一段时间在北京我买了一本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读时老是想起90年代的中国小说。在这本书中，王德威的主要贡献是把晚清小说中被五四以来的历史叙述所压抑了的现代性重新呈现出来。他认为五四以后文学的发展，当然也包括五四以来种种文学史对文学的描述，压抑了晚清的现代性，其中一篇文章就叫作《被压抑的现代性》。他觉得晚清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形态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五四以后小说的发展反而不如晚清时期那样丰富，那样复杂。当然王德威似乎也同意，晚清小说中真正成为经典的不多。在这里有一种压抑和释放的关系。在我所接触的90年代的中国小说里，是不是也存在一种过去几十年受压抑的，类似晚清的现代性现象？90年代小说同清末民初的小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缺乏经典，比如说叙述观点和叙述姿态的动摇，比如说清末民初小说对历史的解构和90年代小说对自我等方面的消解。这种相似之处是否意味着过去被压抑的现代性课题在90年代又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总而言之，我读这本书产生很多历史语境和写作语境这方面的联想。当然90年代的小说不是晚清的小说，它有许多新的现象，在回应当代的思想文化思潮时，90年代的中国小说有自己的特色和声音。我们今天对话是不是以90年代的小说为对象，把上个世纪末、世纪初和这一个世纪末、世纪初联系起来，对上一次现代性的话题作具体的延伸。 一、现代性与新生代的“断裂” 南帆：90年代小说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一些，感受是比较复杂的，可以从多面来进行考虑。光明刚才从王德威那本书谈起，从晚清现代性这些问题谈起，我想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说一下我个人的想法。上次对话中我们谈现代性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现代性不一定说是历史的必然，它本身是一种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起源于欧美，这些都是上一次已经接触到的问题。但我们还应该侧重谈到一点，就是现代性话语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这内在的矛盾大概在两个方面最为突出，一个是现代性本身的价值观念。像启蒙主义、工业主义、发展主义都是现代性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它的价值观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在线性的时间里不断进步这个观念，现代性这个词语从词源上说就意味着对传统、对古典的反叛，Modern这个词本身就有这种意思，它的反叛是没有一个终止之处的，一旦现代性成为某种东西，它又会反叛自己，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内在矛盾。我印象中欧文·豪，美国的著名评论家，谈论现代主义文学时就指出了这一点，这是现代性话语里一个内在的矛盾。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是指所谓现代性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分化之后产生的分裂，就是丹尼尔·贝尔非常强调的一点，包括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说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早期的时候，资本主义文化的崛起应该说跟经济的崛起是一致的，包括个人，为了创造财富，这种思想得到了新教伦理的支持，这是一方面。但是丹尼尔·贝尔分析的是后来出现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资本主义文化非常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以及个人对市场的开拓，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与市场的开拓精神分裂了，资本主义文化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创造方面，还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另一批以个人为核心的人进入了文化领域，尤其是进入了文学与艺术领域之后，产生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非常强烈的叛逆精神，而这叛逆精神又跟后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社会所要求的规范，包括新教徒传统，包括基本的道德规范产生了巨大的对立。所以才反复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这一段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物质生产一直是向上的，但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老是有一种阴暗的情绪，他们并不是在物质与思想的鼓励之下非常乐观的、向上的精神，恰好相反，从艾略特推崇现代主义开始，到后来的萨特、荒诞哲学、黑色幽默，还有美术等方面的艺术实践，都没有一种稳定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而是充满了阴郁。我们可以察觉到整个艺术背后有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安情绪，以至于发展到60年代，出现了嬉皮士精神、性解放，都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后来发展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进行践踏。这是现代性话语发展中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做出非常准确的解释。像我刚才提到的丹尼尔·贝尔，他就认为这种现象目前还是一个社会学之谜，他也说不清楚。 王光明：我插一句，你刚才也说到，现代性就是一种对时间的意识，它派生为两种，一种是对时间线性发展所产生的焦虑，认为未来总是在向我们召唤的，怎么去追赶未来，这是一种焦虑；另外时间又构成一种压力，人生苦短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时间的焦虑和时间的压力深入到人的生命时，就派生出种种的思考。所以，一方面可以从社会层面，一方面从生命的焦虑和压力，产生了像你所说的，现代主义一方面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取性，认为社会是发展的，可开拓的，还有一方面就是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反观社会和生命存在，派生了现代主义包括存在主义哲学等许多现代文化现象。 南帆：按照你这么说，现代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经济财产， 在那些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生命个体等等这些问题的人，不能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或者他没有感到非常幸福，尼采所说“上帝死了”以后，原先个体的最大幸福寄存在上帝那里，现在上帝消失了，寄存都没有地方寄存了，自己负责起来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支点，而对现代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又没有感到非常满意，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内在分裂。这种分裂有时被一些人以相当极端的方式来对抗，比如嬉皮士精神，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种反抗，总而言之，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反叛。进入中国的文学领域，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领域对现代主义一直非常关注，而且有各种角度的吸收。 王光明：我再插一句，反叛的另外一个表现形态，表现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面，就是创新，不断地创新。因为现代主义如果停止了反叛式的创新，就不是现代主义了。这里现代性有艺术的，甚至也有社会革命的，包括演化为毛泽东的“革命，不断革命”的理论，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也是一种在时间压力下爆发出来的现代姿态。 南帆：你所说的创新这个问题，上一次武汉开会时昌切也提到了，他谈的是中西文化，他认为我们是在两难之间加以处理的，故而要用创新精神来跨越中国传统跟西方传统。我认为“创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西方浪漫主义之后提出的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强调创新。 孙绍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托古改制。 南帆：对，所以我们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再多的想法，还是要从儒家经典里找到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些概念被阐释得歧义纷生，因为太多人在进行各种各样的阐释了，我有想法却不创造一个自己的概念，这是题外话了。创新也确实是现代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我觉得我们在80年代可能有一个误解，我们的确没有注意到现代性话语中的分裂。我们经常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这两者混为一谈，我记得当时有几本很著名的书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国家都要现代化了，难道我们不要现代主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