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臧否中国历史人物的风气甚盛，涉及面也较广，尤其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引人注目。贬斥郭沫若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余英时先生。余氏研究中国历史，在国外有“汉学家”之称。余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稍后又批评郭沫若“扬李（白）抑杜（甫）”，以及“攀援权声”种种（主要指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颂扬）。此后，国内也有人继起评郭，而其所评竟也不出余氏所指范围。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撰写了一些与上述贬斥倾向不同的争鸣文章，包括直接批驳余英时的所谓“郭沫若抄袭钱穆论”（按：钱穆为余英时的老师）。因此，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如何公正评价郭沫若的问题。 臧否人物，各抒所见，尤其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本是后人当做的事；所见不同，臧否不一，也并不奇怪。贬郭文章国内已有专书出版，本书收入的主要是对上述一类文章提出不同看法力求全面评价郭沫若尤其要澄清所谓“抄袭说”的部分文章，同时也附录贬郭一方的代表作品（如余英时的《互校记》）和其他意见，以便读者能够对照斟酌，全面认识郭沫若。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郭沫若虽过世不久，但是如今的年轻人们对于郭沫若已知之不多，所以本书特转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的“郭沫若”条，将郭沫若的生平事迹略做介绍；并发表林甘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所写《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和史学大师》一文，此文比较全面地多角度地向我们介绍了郭沫若，这是一篇负责的、严肃的、有分析的人物评论，值得一读。此外，还收入了《郭沫若与陈寅恪关系考》一文，这是因为近年国内有人在介绍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晚年不幸遭遇时，提及陈与郭沫若的关系，由此引起人们对于这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的某种悬疑。这篇做了充分调查考证的文章不仅为澄清两位大师的关系而做，而且对于现代中国史学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最后，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还不妨回头去看一看当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这些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而其政治立场显然与郭沫若不相同的名学者，他们在40年代对郭沫若史学成就的评价。郭沫若与胡适等在学术上均曾有过争论，如郭沫若写《驳〈说儒〉》一文（见郭著《青铜时代》一书）就是专门批驳胡适关于“儒”的观点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互相间在学术上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而不失学者的风度。例如，40年代中期，顾颉刚写《当代中国史学》，其中对郭沫若做了这样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他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乏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顾颉刚还认为，在甲骨文的研究上，以及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创性贡献的是郭沫若。还有一件事，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最初人文组候选人有55人，经过5轮选举，在最后当选的28位院士中始终有郭沫若。 胡适的日记中记下了他所提的候选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说力争郭沫若当选的是傅斯年。我们提及这些事，是因为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郭沫若的历史定位有帮助。 而这里提到的被认为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几位名学者，和郭沫若一样，如今也都已成为历史上的人物了。 （《公正评价郭沫若》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RB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