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施蛰存继《上元灯》之后,以他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小说集,“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1935年版)施蛰存开辟的新路径,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在施蛰存文学现象出现的三十年代,撰文评说的研究者不少,虽然褒贬不一,但也热闹非凡。如朱湘、叶圣陶、沈从文等对施蛰存的创作给予了赞赏,沈从文在论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载《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中说:“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评价是很高的。当时也有不同意见,左翼文人楼适夷算是一个代表,他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载《文艺新闻》33号,1931年10月26日)一文中指出:“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认为施蛰存“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见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由于楼氏“左翼”批评模式对施蛰存的“定论”,其他左翼批评者就沿着这个模式和定论,将施蛰存视为新文学的逆流和异端,从被批评到被冷落,直至被人们遗忘。对施蛰存的研究从此销声匿迹。除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施蛰存的小说做了简要评价外,一般大学的教材,基本少提或不提施蛰存。有些大学本科中文专业的学生不知道施蛰存何许人也。这不知是施蛰存的悲哀,还是文学的悲哀。 新时期以来,被埋没近半个世纪的施蛰存被人们从陈迹中翻出来,正如施先生1991年8月9日给我的信中所说:“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施蛰存再次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不仅仅是青年人的好奇好古,还因为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所以对施蛰存的研究和重新评价势在必然。 八十年代初,《文汇报》、《文学报》对施蛰存的情况有些介绍,表明了人们对施蛰存的关注。新时期最早研究施蛰存的文章,是吴福辉先生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春阳〉》(载《十月》1982年第6期),这篇文章对施蛰存的创作重新定论, 肯定了“施蛰存小说不乏佳篇。”文章对小说《春阳》进行深刻细致的分析,认为“婵便是婵,她是施蛰存提供的旧式城镇市民中苦闷女性的典型。”“她也终于逃脱不掉为资产殉葬的命运。婵的悲剧性就在于她的变态,本应是都市人们平常的生活形态,但她永远是退伍者,落伍者。她的冲不破是由她的一次希图冲破来表现的。”通过对婵阿姨的形象分析,吴先生认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性格外部特征的模糊,正是施蛰存人物刻划的特点。”吴福辉总结施蛰存的整个创作历程,认为施蛰存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又到现实主义的道路,施蛰存的创作使“现代派与现实主义两种因素不断得到融会,统一”,“是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化趋向结合的未完成型。”(着重点为原文所加,下同)随后,吴福辉又在《对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向往》(载《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中进一步说明, “施蛰存身上仿佛存在有两个源泉,现代派的与写实派的、此消彼长。他有洋味,他欧化,但又始终掺和着由江南城镇风物凝结成功的那股民间气息。”吴福辉说施蛰存“直接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者弗洛伊德和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那里,从现代派文学所依据的理论之一弗洛伊德主义那里,获得一种眼光,觅得一种人类心灵的探测器,从而彻底改造了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但是吴福辉同时又说,“一个作家的外国文化修养的背景,必须与他独特的生活背景融合和一致,”所以,我们不必在弗洛伊德与施蛰存之间,“去一一寻找出对应的关系”,而要看到,“他的心理分析说逐步向现实主义依归的特质。 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1987年8月撰写出版,1998 年7月修订再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海派小说》一节中, 论述了施蛰存,说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三十年代堪称独步,“由人的内在生命来表现人性,表现男女情爱,就这样成了施蛰存小说的母题。”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倾向。”评价施蛰存“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并付于实践。”吴福辉的文章对施蛰存小说的微观分析和宏观把握,为新时期研究施蛰存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二 在施蛰存他们的创作出现之前,“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杜衡语)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出现,使都市有了都市文学,并且采用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严家炎先生对于施蛰存以及三十年代新感觉派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并且是从都市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的。严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发表长篇论文《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 后又作为《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和《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专章出版。严家炎在继楼适夷之后再次将施蛰存纳入新感觉派,虽然施蛰存本人一直反对这种说法。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严家炎准确地概括了新感觉派作为现代都市文学的特色,充分揭示出现代都市小说的现代主义特色。但严家炎在对施蛰存的专章介绍中,对施蛰存的有些小说提出了批评,说“有一些小说的人物心理分析显得不很近乎情理,未免有雕凿过分之处。”说施蛰存的《魔道》“这种扑朔迷离的写法,说明作者为表现怪异的心理过程而实在有点走入魔道了。”严家炎能从都市文化的视角分析都市文学,却没有用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心理小说,当然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施蛰存先生在1992年1月15 日写给笔者的信中说:“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 施蛰存说的“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是一种都市病,是黑暗现实压迫所致,作品结尾三岁小女之死正应证了主人公对灾难的预感,正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说:“怕得有理。” 严家炎在此书中还对施蛰存的《石秀》提出了批评,认为“作者是按照弗洛伊德、蔼理斯这些现代人的理论主张来写古代人的。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几乎完全成了‘性的冲动’与‘侵犯冲动’的混合物”。其实,石秀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英雄,所以具有作为“人”的七情六欲,《石秀》表现了石秀作为“人”的另一面,如施蛰存1992年3月7日给笔者信中所说:“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水浒》与《石秀》分别写了石秀的两面性。由于时代的原因,严先生的批评, 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框架现代主义的作品。 我在1998年8 月份太原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上与严先生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严先生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