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可说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市民小说家，是中国20世纪市民小说最早的尝试者，他开启了现代市民小说的风气，对以后的中国市民小说具有承前启后的启示性影响。 中国市民小说的功利性和消闲性要求最早在张资平的小说中得到同时体现，这种风格的本质，从世纪初期几乎一直保持到中国20世纪晚期的文学中。被归入海派作家的张资平，在没有去上海而在武汉之时，就已经达到了其创作的高峰阶段，并且已经明确描写了海派小说的主题，其重要作品，如《苔莉》、《最后的幸福》大多发表于在武汉的那几年。而以后几十年中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产生影响的市民小说的不同身影，已大多在张资平小说中影影绰绰出现，如叶灵风的浪漫主义市民色彩、刘呐鸥的感伤气息、穆时英的现代都市情恋关系等。张爱玲关注市民生存中金钱与爱情的关系，她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施蛰存的东方心理小说有一家之风，而张资平却早于他进行了自然主义和精神分析双重交错的心理描写。甚至当代受市民欢迎的多角恋爱故事在张资平那里也早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同时，他的小说又迎合时代潮流和思想，是各种社会思想、艺术学说和市民情绪的时髦而奇异的混合，如个性主义、革命、战争、浪漫幻想、自然主义、精神分析等。20世纪晚期，一些具有私人化叙述风格的的作家对于性欲望和身体行为的表现，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也早就已露出了端倪，张资平明确地表现出用自然和记录的方式来写两性关系的愿望，并在其创作中努力坚持这种愿望，只是当时中国文明情境和历史状况不允许他充分发挥对于性的自然主义描写。同时，从王安忆关于上海市民生活的一些作品开始，到王朔对于市民生存的世俗化关注，再到池莉和刘震云所描写过的平庸化市民生存愿望和烦恼，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盛行起来的一些市民表象化作家，如东西、何顿、张欣、邱华栋等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平面化、零碎化描写，实际上与张资平所描写的市民生存本质都不无一致之处，然而，却又不如张资平那样具有对于文明进程思考的深刻性，也没有张资平那种对于爱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 张资平的市民空间主要由两类小说构成：一类反映市民尤其是市民知识分子的身边问题、个人琐事生活，描写小市民的具体生存苦恼；另一类是情恋小说，这一类小说主要描写市民知识分子的爱欲与文明压抑的矛盾，描写市民阶层的精神幻想。在他的非情恋小说中，是一种非常现实化的生命现象，人们的物质欲望和肉体生存要求是无法克服的，给人们带来的是因缺少物质满足、因贫困而产生的苦恼；而在他的情恋小说中，人们却可以以自己的精神满足去逃避这一现实痛苦。张资平的情恋小说从来都不现实化，远离人们的实际生存状况，但正是这种浪漫化的精神倾向，为市民生存提供了生命幻想和安慰。 （一） 张资平对中国20世纪市民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延续着中国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小说传统，又对其加以现代改写。 张资平的情恋小说既改写了明清以来的古典市民小说的情趣、主题和传统，又改写了鸳鸯蝴蝶派描写两性关系的闲情逸致和对才子佳人的赏玩，而产生一种现代情境中爱欲与文明相互冲突和限制的书写以及爱情至上的主题，使中国市民小说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与现代市民的生存相适应。张资平小说的情恋故事表现出市民阶层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苦难性和悲剧性主题，以及市民生存夹在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中困境的现实性，其女性人物既有古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情恋追求，又有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 张资平的情恋人物总是陷入精神困境中左冲右突，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古典理性的保守之中。他的小说可分为三类，一类描写了金钱与爱情的冲突，这类人物企图以现实的利益得失来控制生命激情；一类描写了传统礼俗与爱情的冲突，而这一类的描写实际上具有中国古典传统小说主题，那些古典小说多半是写古典式的有身份大户子弟如何恋上风尘女子，而最终依然要抛弃那青楼才女的爱情，回到礼俗制度，娶个有身份的小姐等等故事，仿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与杜十娘的故事，如《梅岭之春》。第二类则是古典才子佳人小说的现代改写，如《苔莉》，克欧最终不是回到父母身边完婚，而是与苔莉一起殉情，这样的故事完全违反了古典小说的主题意向。第三类人物则是企图以理性来控制激情，其中包括以对宗教的信仰来克制激情，也包括以对婚姻和家庭的理性思考来控制激情。《双曲线与渐近线》已出现了张资平的基本男女主人公模式：男性总是懦弱胆怯的，女性总是热烈大胆的，充满了生命的刚烈之气。郑均松是一个传统的男性形象，他与青楼名妓私订终身，最终浪子回头，返回家园，抛弃爱情。而梅茵则是一个尤三姐一类的女性形象，但被张资平加以现代改写，不是依照传统观念和古典结局终成眷属，择嫁从良，或是愤而殉情，而是依照《圣经》教导安于名分。韩蔚生这样的青年并没有真正清除古典理性，五四新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外在的自由恋爱的可能，本质上他们仍在按封建理性衡量婚恋。 张资平的小说虽然注意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和娱乐性质，但他小说中的主题和内容是普通言情小说所难以具备的，他的情恋小说大都具有悲剧性质和苦难性质，他的小说很少有真正快乐，那些情恋人物很少有幸福结局。他深刻描写了爱欲与文明的冲突，决不是简单的“△”作家、消闲小说家。单纯的消闲类小说没有苦难性，主题不是悲剧性的，结局也往往是大团圆式的，并且很少包含历史文明与个人欲望的冲突；而张资平的小说追求悲剧性和苦难性，已不能单纯看作消闲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