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有人要问我王蒙与鲁迅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要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极力鼓吹“宽容”，而后者则“褊狭”，声称“一个也不宽恕”。尽管王蒙被称为“大师”，尽管王蒙比起胡适的建树要稍逊“三”筹，但他着实扮演了当年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兼容的角色——虽说这一角色的扮演者一代不如一代，但毕竟扮演了。王蒙是“宽容”的。 我也读了不少王蒙的作品，他不像许许多多当代的中国作家那样，是由鲁迅、由“五四”那一批作家的乳汗哺育成长的。据他表白，他的“情意结”是在苏联，他是在苏联的作家们哺育下成长的。早些时候，在我购买的王蒙的书中，几乎不见他提到鲁迅。我最初的印象，他与鲁迅是无涉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而能不受鲁迅影响，这应该说是一种超出常例的例外。他是幸运的，虽不能说是唯一，但他也是少数一些没有被“鲁货”“鲁化”的作家之一。 可是，后来他也“偶尔露峥嵘”了。他对鲁迅是深不以为然的。他假设了文坛有五十个鲁迅，于是发出了“我的天”的惊呼！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据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王若谷的文章《鲁迅诱发地震》一文披露，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不久，他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又说：“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地震是一种灾难。鲁迅会诱发什么样的地震呢？或者说，鲁迅会引发什么灾难呢？王蒙没有说。我推测，王蒙所说的所谓地震，就是社会动乱。在王蒙看来，鲁迅激烈的、极端的思想是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是会让人变得不“宽容”而又激进。 这里，王蒙忘记了基本的一条，他把旧社会和新社会看成是一个社会了。是的，鲁迅让人们不满黑暗的旧中国，鲁迅让黑暗的旧中国害怕。可是，鲁迅怎么也让行着“布礼”、高喊“青春万岁”并当过文化部长的新中国的王蒙害怕呢？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不曾害怕鲁迅诱发地震，而且，毛泽东还自视鲁迅为知音，毛泽东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共领导人也都肯定了鲁迅而没有将其视作洪水猛兽，王蒙害怕什么呢？王蒙视鲁迅为灾难，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不是杞人之忧呢？ 至于五十个鲁迅问题，我感到特别费解，中国文坛不是老在呼唤大师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目下没有鲁迅这样的大师，不是有人把王蒙也凑上，称之为“大师”了吗？既是这样，有五十个鲁迅不是大好事一桩吗？不是正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吗？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即便有五十个鲁迅这样的大师也不为多，我们也应该看作是国之幸事！目前，我们根本就没有鲁迅第二。王蒙的假设是没有任何实际和积极意义的。他说的鲁迅的很伟大之类也是充满了虚情假意，是一种出于“两点论”的需要、出于不被抓辫子的需要所不得不说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惊呼“我的天”了。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换言之，他为什么要这样假设呢？“我的天”，他为什么如此惊诧呀，我的天！ 他不会因为鲁迅的小说而如此惊诧吧？他不会因为鲁迅的《朝花夕拾》等散文而这般惊诧吧？他不会因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而这等惊诧吧？那么，他为什么惊诧呢？显而易见，他是为鲁迅的杂文惊诧。结合他平时不厌其烦的“宽容”论，他尤其为鲁迅的“骂人”文章、鲁迅的“褊狭”惊诧。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出了五十个鲁迅这样不“宽容”的人，如果文坛上老是像鲁迅那样争吵，“我的天”！我以为，这就是王蒙的“天”的全部内涵之所在。 王蒙为什么会把鲁迅扯出来，做为王朔的反面并加以攻击呢？我是这样想的，也许王蒙被“惹”急了，很多批驳王蒙的人都是以鲁迅为思想武器的，于是，他想来一个“根本解决”，鲁迅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我把鲁迅也数落一番，看你也奈何洒家不得。王蒙提着一个“宽容”牌的袋子，这袋子“宽容”了王朔却“宽容”不了鲁迅。这是一个什么袋子呢？我怀疑它可能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垃圾袋。 2 王蒙的鲁迅会引发“地震”说与他“我的天”之惊呼，并非偶有所感。在新时期，他一开始的价值取向，就是与鲁迅不同的，就是与鲁迅唱对台戏的。他的那篇《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鼓吹在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政策的前提下，几乎把鲁迅批驳得“体无完肤”。他说： 五十多年以前，鲁迅先生提出了“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著名命题。当时，鲁迅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篇名作得到了特别突出的、空前的宣扬和普及。“费厄泼赖”在1957年要缓行，在1959年要缓行，在1964年、1966年、1973年直到1976年仍然要缓行。看样子，缓行快要变成了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快要变成了“永不实行”，从而根本否定了“缓行”了。（《读书》1980年第一期） 鲁迅的文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利用了。王蒙的言外之意是不是说，倘若当年鲁迅不是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是像王蒙一样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那么，像1957年等等的历次运动可以避免“痛打落水狗”？我可以肯定地回答：王蒙绝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可是，王蒙的文章却有着不好的客观效果。他不讲历次运动与鲁迅无关，不讲鲁迅不能为他死后的事负责，不讲建国后一些人对鲁迅的利用，不讲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王蒙不讲这一切，客观上给人的感觉是鲁迅当年的“缓行”论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王蒙认为，时代不同了，鲁迅的“缓行”说应该遭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实行”。王蒙后来又说：“……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下去。”（《我的处世哲学》）这里，王蒙把正常的思想斗争、思想批判等同于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了。王蒙行文的特色之一，就是杂糅，一锅煮。彼此混为一谈，让人批驳起来也格外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