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在左翼阵营内部的斗争 与上述的一般分歧不同，在左联时期及左联解散后，鲁迅也与革命阵营内部一些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类斗争以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最为主要。尽管这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但鲁迅却将这看作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他对周扬等人的斗争，是出于公心，而决非私怨。这里须要特别强调，鲁迅从未将他对这些人的憎恶，移向他们所属的左联和共产党组织，而只是把刀锋对准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因为在鲁迅看来，反映在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不是特定阶级的本质或哪个组织特有的局限，而是国民性的劣根性，或者说是人性的丑恶。鲁迅向来以人的思想、精神的光明与黑暗，向上与堕落来划分敌我、确定爱憎。批判人性的丑恶，不等于否定了人性；批判国民性的劣根性，不等于完全否定国民性。所以，批判革命阵营内部的坏现象，也不是否定革命的阶级、派别、团体。 在上海十年，鲁迅反复地讲说着他的这一思想，希望引起人们的警惕，即：正面的敌人不足惧，他们早已虚弱得很，内里的蛀虫却是可怕的，任何的革命无不是被它们吃完。鲁迅在革命阵营里的斗争，在他看来，就是与革命内部蛀虫的斗争。 这斗争，围绕着左联解散、文艺家协会成立、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而明朗化。过去，这斗争被解释为宗派、私人关系问题；口号的对错问题；王明路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能说不存在，但如此解释，却将深邃的思想政治化、表面化、甚至庸俗化。现在，人们又将这斗争解释为反专制；因厌恶左联的领导人而厌恶左联；甚至是与革命疏离，等等（注：见《读书》1998年第9期摘登关于《人间鲁迅》的讨论； 另见周葱秀《鲁迅与左联》，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这其实也与过去一样，用某种风靡一时的思想观念，来规范鲁迅的精神革命，从而掩盖了一个精神战士心灵的深邃与庄严。 鲁迅是从左联后期周扬等人在他身上的若干恶劣行径，以及围绕左联解散和文艺家协会成立的若干阴谋诡计，来摸索、觉察这批革命者的灵魂的。 把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斗争，理解为反对革命专制，说鲁迅感到周扬对他专制，或鲁迅以为他们是革命的专制，其实是抬举这些人。真正革命的专制，也该是鲁迅说的狮虎鹰隼。他说，他死后的身体情愿喂它们，“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在左联时期，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暗箭中伤，他并不如今天人们想象的这般，认为是权力者对他的专制与压迫，因为他料定他们没这个胆量。鲁迅认为他们“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目的是一面讨好国民党，一面又可以向共产党表示其“革命”，一旦露了马脚，却绝不敢承认，除了百般抵赖，还必得表白他们对他如何热爱、尊敬，跟他“感情好极了”（注：鲁迅致胡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 这哪里有半点压制者的骨头？左联存在的几年里，鲁迅不愿公开自己对这些人的憎恶，是为了大局。左联解散后，鲁迅不断给他们以抨击，如《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等文，直至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他还准备身体略好到允许执笔时，再写五六万字，把自己这几年所受的怨气全说出来，“继续扫荡这些文坛的鬼蜮”，“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注：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83页。）。然而，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这笔遗产就走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文艺界乃至文化史上的重大遗憾。鲁迅在左联后期已经从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革命文艺界的危险前途，所以，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这件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所谓革命阵营，长期以来竟将先觉者的警示，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个人恩怨，至多是认识分歧。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悲剧的种子。也就是说，鲁迅在左联时期的个人遭遇，反映的是属于集团的整体素质问题，扩大地看，是整个国民素质问题，不单单是哪几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把鲁迅与左联某些人的矛盾，仅仅理解为他与革命或革命者的对立，那就是仍然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并将因此而重复过去的悲剧。 鲁迅反对周扬他们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由解散左联。在徐懋庸代表他们向鲁迅征求意见时，鲁迅就明确肯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但不同意为此解散左联。然而周扬等人三番五次找人做鲁迅的工作，而且变着法儿，非解散左联不可。最后，连他们答应鲁迅要发表的解散宣言，也以各种借口搪塞，终于不敢发表（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8—982页；林贤治《人间鲁迅》下卷。）。鲁迅从来是不看招牌看货色，中国人都把古圣先贤的仁义道德拿来作了“吃人”的招牌，他早看穿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抗日统一战线招牌，又能说明什么呢？那么，他看到在统一战线招牌下，究竟卖的是什么货色呢？ 所谓抗日统一战线，如果一定要以解散左联为前提，那就不仅目的不在抗日，而且有向当权者献媚，或者竟是替国民党政府搞统一的嫌疑。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南京政府究竟充当着什么角色，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比鲁迅对他们揭露得更清楚了。鲁迅一再告诫国人，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灭亡于异族铁蹄之下的宋末和明末，亡国朝廷所作所为，与现在南京政府的只知道杀人、禁书、掳钱，何其相似之甚。南宋小朝廷是逃难逃到哪里，荒淫和气焰就带到哪里（注：《〈八月的乡村〉序》。）；明末的昏君奸臣，在满族侵略者步步进逼之际，却先把中国的好人都杀完，以给异族主子清道（注：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55页。）。国民党政府也是这样。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 这正是中国历代亡国政府必然具备的两面。只有被压迫的民众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中国历史已经明白地昭示了。晚清就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才会有民族的解放，因而，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的力量。就当时文艺界的情形看，也是非常明白的：与官方一气的右派不必说了；无党派而有影响的几个文人，在大谈着闲适、幽默，麻醉自己不算，还在麻醉青年们的灵魂；只有左翼作家还在向邪恶战斗，并因此而在民众中有着很大影响。鲁迅当然知道左联存在问题：革命的优秀作家，不是被杀就是被关，剩下的人们，稍有名气者，心思在扩展个人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凡认真写作的青年，大都受着穷困疾病的折磨，而所有左联的人，目前又在内部或被人排挤倾轧或排挤倾轧别人。但即便如此，文艺界唯一一支能够为民族解放而战斗，还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也是左联。这就是黑暗中国文艺界可怜的现状。左联存在的问题，在自己这一面，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尤其是“领导者”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千方百计毁掉这条战线，势必极大削弱文艺界的战斗力量。这样搞的抗日统一战线，还靠谁抗日？不正是替日本人和蒋介石缴械，做了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