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过去几十年在人为设置的框框中，片面强调一致性，竭力回避实际存在的分歧与斗争，使人误以为鲁迅晚年仅仅是现代民众革命的追随者。近二十年来，有关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回顾三十年代的斗争，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重新理解鲁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和见解。今天，对鲁迅在左翼阵营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学术界已经能够进行较为自由的探讨了。但是，通观近几年来的研究，感觉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否认现代民众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将鲁迅倾向左翼看作“走入误区”（注：张梦阳《〈阿Q 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或者将鲁迅跟其他左联人尤其是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与现在的反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鲁迅个人与组织的对立，或与民众专制、革命专制的对立，斗争的目的是为坚持知识分子的个人独立性，反对专制主义（注：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 另见《读书》1998年第9期，《人间鲁迅》一书座谈讨论摘要中有关发言。），等等。这些议论，虽均有其相当的启发意义，但实际上等于把鲁迅关在了左联的门外，也就是无形中把他划出现代中国革命之外。这就曲解了分歧和对立的性质，抹煞或降低了鲁迅为维护人间正道而奋斗的深远意义。也有研究者因为鲁迅是左联人，就把尖锐对立看作纯属左联内部个人之间的问题，如个别人对鲁迅不尊重，压制等等。以为鲁迅是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为争个人自由、个性伸张而斗争的（注：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这种解释也不免表面化。 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看，鲁迅早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左联的态度，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鲁迅对左联有丝毫的三心二意；从团体内部看，分歧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在左联成立之前就预料到。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完全作专制、压迫与反专制、反压迫式的理解，看起来似乎抬高了鲁迅，实质上也是低估了他。等于把一个伟大的先觉者对人心的深邃洞察和革命的高瞻远瞩，视同现代一般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梦呓。笔者认为，鲁迅终于站到左翼阵营，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反映着鲁迅的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 鲁迅珍惜看重左联 无可讳言，鲁迅始终不满意左联。但是，以中国之大，他却无处另寻战斗的伙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自左联存在的那天起，他一直作为左联坚定的一员与革命的敌人战斗，而且完全出于自愿，是明明白白的。研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只强调一致和只强调对立都是片面的。如果说，鲁迅上海十年为左翼文化事业奋斗的业绩，因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目前研究界的众说纷纭，还不能使人豁然明了他对左联和革命的积极态度的话，那么，鲁迅在左联成立时不计个人恩怨，无条件地与那些刚刚围攻、侮辱过他的左派青年联合，而且就在他们决定解散左联时，鲁迅还要继续联合下去，坚决反对解散，则足以表明他对这个组织的看重和珍惜。鲁迅是一个可能被愚弄一时、但不可能屈从的人。即便他的旧式婚姻，也不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屈从于母亲，而是他甘愿背起这个包袱，为了别人牺牲自己。这是觉醒了的个人对他人负责的精神。1930年，若不是他个人心甘情愿，就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愿意加入左联。现在有人认为，鲁迅加入左联，是为了解脱孤独（注：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也有人说是因同情民众、感情冲动（注：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然而，就在加入之初，鲁迅曾向友人解释自己的这一行动：“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注：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8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可以明白地看出，鲁迅决定这一行动时的清醒的自我牺牲意识，没有什么冲动。受一种神圣使命的召唤，为他人，为中国，牺牲个人，而且似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符合他的一贯精神。鲁迅的孤独是先觉者的宿命，不可能依靠左联解脱。他认可了梯子之论，甘愿被人利用，也就是相当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在左联是孤独的。 当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左联领导机关的人主张解散左联时，正是鲁迅反对解散，而且态度坚决。鲁迅一生组织和参加的团体不少，或因同人热情减退，或因内部闹翻，或因当局压迫，差不多都是半路散伙。对此，他也有惋惜、有愤慨，但从未有如对左联这般，在内部矛盾重重之时，也宁可忍辱负重，不同意解散（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8—98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林贤治《人间鲁迅》下卷。）。对此，有人解释说，鲁迅以为解散左联，就是向国民党示弱，他因不愿示敌人以弱才不同意解散，这也有道理。但如此解释之所以有道理，正是因为鲁迅认为左联还有力量，能战斗。否则，连自己都不看重，国民党怎么会看重？拿谁都不看重的团体向敌人逞能，就是阿Q一样的只满足于精神胜利了。鲁迅不是这样的人。 况且，他曾向冯雪峰表达过对左联解散的惋惜，并由此对解散它的人毫不看重这战线异常愤慨：“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注：冯雪峰《回忆鲁迅》。） 左联后期因白色恐怖加剧，内部又“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中削弱着自己的力量。为此，鲁迅曾主张暂时不再发展新作家加入，而把他们团结在左联的外围，于事业会更有利。这是为了保持进步力量，使革命少受损失（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2—973。）。在答复胡风问及萧军是否参加左联的信时，他写“现在不必进去”（注：鲁迅致胡风信，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若由此引申出鲁迅后悔过去加入了左联，并因此要新作家将来也不再加入左联，从此再不希望左联有大的发展，这恐怕就想多了。鲁迅的文字公认为严谨准确，特地写上“现在”一词，不会毫无意义。所谓“现在”，既不指过去，也不指将来。鲁迅与左联后期一些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是因为他弄明白了，“现在”的这些领导者并不爱惜左联，他们其实只是在利用这个组织为个人打算。而他自己才是真正爱惜左联的人。左联的所有令人痛心之处，都没能改变鲁迅对这一组织本质的肯定。左联解散后，他还在怀念它，痛惜它的完结。那么，现在有人觉得几乎毫无是处的左联，为什么会让眼界极高，又“不好合作”的鲁迅珍重？ 鲁迅珍重左联的原因 首先，关于左联的历史地位。左联是现代中国作家的革命团体。尽管实际上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但它本质上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文艺组织或下设支部，而是现代文学界反暴政的联合战线。非党参加者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靠拢或追随共产党，而主要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即不满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才参加进来的；即使在党的参加者，加入的目的也各不相同。由于受到当时共产党的“左”倾路线影响，这个联合战线不够广大，左联有关门主义是真，但这实在是其不足，是其应该克服的局限。左联还存在其他许多局限，但无论如何，似乎不可将其缺陷理解为组织的本质。中国知识分子该看重左联，因为有史以来，读书人自觉自愿地结成反抗暴政的联合战线，左联是空前的、唯一的。虽说最后只剩下少数真正的战斗者，但笔杆子不屈服于屠刀，毕竟显示了我们文坛前辈的勇气和傲骨，向历史展现着现代中国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无论如何不能抹煞，尽管左联作为一个团体是那么不如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