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1-0081-05 法国先锋派、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说：“我打开了我的《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作准备。因此，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应当是一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方向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1]（P56）这是对先锋派文学的先锋性及其发展前景的最准确也是最热情的认定。然而，中国先锋小说的命运之旅并不平坦，它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这是一个毁誉参半、命运多舛的小说流派。南帆先生客观地说：“先锋可能是某种文学前驱的夸张形容，某种胆魄或者勇气的嘉奖；另一方面，先锋也可能被视为文学传统的可耻叛徒，先锋是那些胆大妄为的激进分子的别名。”[2]（P1 ）先前被强大的传统话语视为异端的先锋小说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嘉许是后来的事，“先锋”的桂冠来之不易，是他们在路上摸索了许久终于拨云见日的时候才被“追认的授勋”。先锋小说的命运和它的思想观念一样具有一种悖论色彩，这的确是一个别有意味的现象。 现在回过头来看，评论界之所以接受先锋小说，看重的是它的形式探索，一大批以“迷宫”和“圈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把先锋小说的“先锋性”定位、停留在文本的技术性操作的层面上，在认定其“改变旧式小说的写作方式，通向一种真正的现代汉语写作”上达成一致，但大都忽视了在“先锋”形式遮蔽下潜在的小说观念的先锋性。因为只有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具备了先锋意识，才能说他们书写的是一种“先锋”的文本。即便有评论涉及先锋小说的主题，大都浅尝辄止，鲜见有在一个哲学概念的整合下深入细致地予以条分缕析。全面、综合地梳理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并就这一思潮的成败得失做出学术性的历史评估，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本文试图抓住“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观念”——实践主体人的观念为切入口，针对先锋小说在主题思想和创作观念上呈现出的“从正常到反常”的悖论意识加以分析和探讨，以期能梳理出先锋小说创作主体精神上的一种转换。 理论：拆除“正常”的栅栏 从“正常”思维的视角看，人们之所以能长期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并且不约而同地做到“按规律办事”，是因为“规律”——这种理性观念在大众心目中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固定之物，是以类聚集的人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种感事认物的机制和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并不总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大脑和思考，而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不管岁月的汪洋大海如何浪涛迭涌、一泻千里，不管有多少思潮企图兴风作浪，人们对这种长年统摄人的思想的习以为常的观念的认可达成了空前的默契与一致。同理，这种“正常”的理念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盘踞在人心灵的制高点上傲视一切，严密控制着人类感事认物的方式。可见，这种所谓的“正常”在人们心目中“已泛化为多数社会成员的习惯，从而组成了维持生活的无形栅栏。劳动得到报酬，购物须得付款，杀人者终将偿命，侵犯他人要受惩罚，诸如此类的观念作为不言而喻的公约保持了世界的合理性”[ 3]（P70）。 “正常”像无形的上帝主宰着社会生活并在历史的实践中得到肯定，稍有出格便会受到惩罚。 这种看待人和世界的观念是对人的宏观研究的结果，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 然而，另外一种对人的微观研究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通过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的剖析，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在未来的可能性。这与人类传统的认识恰恰相反，认为世界并无本质，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虚无、荒诞或永恒和神秘；对于主要以自我意识和理性为特征的人类来说，生存本身就是绝对的不幸。R.D.莱恩则明确指出：“正常这个概念限制和扭曲了人性，而关于反常和疯狂的定义则是社会性的压迫手段，相反，疯狂高于正常，是对病态社会的反抗和突破，是现代人的福音。”[4]（P6 ）弗洛伊德也坚持认为：“文明意味着压抑，我们需要满足本能。”[4]（P4 ）这些大师们的论述都阐明了人在“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立场，宣布了人对“正常”状态的放逐，揭开了“反常”观念的面纱。先锋小说家对这些“反常”观念的直接挪用则毫无禁忌地构成了小说的“先锋性”。 先锋小说的先锋观念肇始于80年代中期的刘索拉、徐星等人，到马原及1987年前后的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潘军、吕新等人，这种先锋意识已毫无禁忌、毫无羁绊地以一种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和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冒险精神向传统小说的背面进军。这种在精神向度上的自我扩张造成的反叛与超越让传统话语瞠目结舌，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个性意识空前张扬的年轻一代，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进一步扩延了这种先锋观念的领地。现代和传统都感受到了先锋小说咄咄逼人的气势：习以为常的观念和事物似乎一夜之间扛起白旗落荒而逃，而形同异己的反常的观念和状态“你方唱罢我登场”变幻着各色旗号。出于这种对“先锋”观念的膜拜，在创作实践中“先锋必须在某个领域发现同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似乎至今还无人冒险闯入。”[5 ]（P3）可见，先锋小说在“非同寻常”领域内的不断深入和顽强探索是以“未知的”和“未来的”为预设，先锋小说家也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敌视这个被常规观念束缚着的世界，大众公认的“正常”事物在先锋小说家的心目中却成了“反常”。“正常”与“反常”在这里构成巨大的反差与对抗。 新时期之初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成为一种既定的经验对写作和阅读起到了建构和解读的作用，但对小说观念的束缚与压制也与日俱增。此时，后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加之文学创新的漫漫长途似乎已山穷水尽，新时期文学被一种巨大的寻求创新的精神“焦虑”所笼罩。“创新像一条狗，追得作家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于是，扛着各色旗帜的西方文学观念乘虚而入，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上迅速操练一遍。先锋小说就是在这种破坏“正常”的冲动与渴望中应运而生。先锋小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对惯例的偏移，把“正常”替换成“反常”。似乎一夜之间，“反常”成了先锋小说的“正常”，从根本上颠覆了专制的传统思维，这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要拆除西方形而上学消解超验的终结的真理的思路在精神上不谋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