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整个20世纪，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以及艰苦奋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和气魄。处在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全面觉醒和振兴的伟大世纪，现代作家们以多元的现代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的20世纪新文学。回顾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景观，我们不难发现流贯于现代作家生命诗学中的一个永恒的情结，这就是民族自尊、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爱国主义。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到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从老舍的《四世同堂》，到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这股爱国主义的热流奔腾汹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追溯这股爱国主义热流的源头，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中国工业文学；阐述这股爱国主义热流的丰富意蕴和激进轨迹，更不能忽略对中国工业文学的历史考察。 早在19世纪，出世不久的中国无产阶级即开始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例如，咸丰8年（1858年）， 香港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二万多人举行罢工，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广州，参加了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的斗争。光绪10年（1884年），在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再次举行罢工，给予以香港为其军队补给站的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此外，在80年代还有开平矿务局煤矿工人为提高工资、反对外国技师的欺压而举行的斗争，等等。可惜，中国无产阶级这些最初的反帝爱国壮举，除了在当时的报章上略有披露外，未能得到、也难以得到中国封建末世文学的关注。 只是在张维屏的《金山篇》（道光十二年， 即1847年）和黄遵宪的《逐客篇》（光绪八年，即1882年）等为数不多的反映赴美华工苦难命运的诗中，发出了一些痛切的反帝忧国的声音。 1905年，发生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及海外华侨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个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便在帝国主义的破坏、清政府的镇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退却下消沉了下去，但却显示了中国工人和民众反帝爱国情绪的张扬和政治意识的提高，特别是它直接引发了中国工业文学的萌生，并一开始就赋予中国工业文学反帝爱国的政治色彩和审美品质。 反美华工禁约文学的出现，正值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之时，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被推向了极致。“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有严师令保所不能为力，而观一弹词、读一演义，则感激流涕者。”（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在这种文学新思潮的推动下，反美华工禁约文学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便是毫不足怪的了。内容姑且不论，只要先看一下作品的署名——“中国凉血人”“支那自愤子”“莫等闲”“杞忧子”“哀华”等，便可知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作者的那颗殷殷报国之心了。再看内容，无论是小说《苦社会》、《黄金世界》，还是戏曲《海侨春》、《拒约弹词》，也无论是诗歌《国之仇》、《倡说不用美面月饼歌》，还是散文《争约之警告二》、《论美禁华工事》等，无不“情真语切”（《苦社会》序），表现出中华民族“人心不死，民气方遒”的“爱国心”“合群心”“保种心”。试看《黄金世界》描写赴美途中，帝国主义者侮辱中国女工，激起同船中国同胞团结抗争的一幕： ……急见其妻银牙一挫，俯身低头，把勃来格一手一口，两面两掌。勃来格顿时手上脸上，一条条都是鸟道鸿沟，霞飞月满。……待拾铁鞭，偏偏手背上涨痛彻心，不能平举。……急喊拿人。不想左右中三行上下四层所有工人，一齐发作。……推的推，搡的搡，把勃来格撵到梯边。管舱人带了无数黑奴闻声赶到，擎枪嚇禁，也被众人夺下。勃来格见势不妙，拔步飞逃…… 中国女子的刚烈不屈，华工同胞的团结英勇，殖民者的卑鄙无耻和色厉内荏，都描写得真切传神，力透纸背。这也许是中国工人不甘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起斗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早的记录。 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凡十二
，把上海工人和商界开展的反美华工禁约斗争的盛况搬上了舞台，气象颇为壮观。其中，有气氛热烈而激昂、倡导发展实业、自制自销的商界集会，有人力车夫拒拉美国人、“不做花旗狗”的义举，也有“美孚老火油，面粉麒麟镂，品海、球牌各种烟香透，罐头生果咖啡酒，百货如山概不售”的抵制美货运动……都表现出“人心不死，民气方遒”的爱国情怀，其舞台鼓动效应尤为强烈。 在许多反美华工禁约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了浓重的实业救国改良主义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形象上，如《苦社会》里的心纯、《黄金世界》里的建威等。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备受外国资本家欺压之苦，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深为不满，希望中国的资本家“互相协助”“内开利源，外塞漏卮”，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以为富国的基础。他们热切地期待着：“再隔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国不成了黄金世界么？”《拒约奇谈》中的病夫认为抵制美货并非根本解决办法，最要紧的是先振兴国内的工商业。他身体力行，独自到偏僻所在，购置机器，训练工人，兴办工厂。传奇《海侨春》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楚：“而今是贸易交通大战场，逐锥刀，相较量。看多钱善贾，舞袖是谁长？”俺便要邀股东添些制造厂，招良工仿他货品样。忝窃了讲实业的顾问官，就做了不空言的大经商。那大腹胡贾，须让我龙头杖。才算是，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应当说这种实业救国的主张，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民族工商业者中是相当普遍的，他们殷殷爱国之心诚然可贵，但其浓重的空想色彩又表现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20年初，留学东瀛的郭沫若作了《炉中煤》，在这首诗中，他以煤矿工人（“黑奴”）自喻，抒发了对祖国新生的热切的期盼，以及愿为祖国献身的强烈感情。这首诗同时也表现出郭沫若对劳工的敬意，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劳工才是报效和振兴祖国的力量。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这首诗算不算工业文学并不重要，但它给20世纪中国文学吹进了一股带有劳工审美形象和现代气息的爱国主义热风，却是令人惊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