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决策在人们心里的投影，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常常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就文学言之，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也在左右、支配着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从而制约了文学特点的形成。 大革命后，在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青年中普遍产生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焦虑”，一种政治的郁积。这种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和排解的渠道，而进步书籍尤其是进步文艺作品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渠道的作用。“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注：孙正甲：《政治文化》，第84—85页，北方文艺出版1992年版。）。而30年代，左翼的、进步的书籍和文艺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与某种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文字，它以其内含的政治情感，赢得了当时的公众，尤其是青年的共鸣，而备受青睐。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政治焦虑”在对左翼和进步文艺作品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了“审美性置换”。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对进步文艺的关注，便几乎是空前的。30年代普遍的文学期待是与当时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人们的政治心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正是以普遍的文学期待和阅读需求的形式对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起着制约和导向的作用。 一 30年代的文学阅读，很大程度上是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在起着支配作用。民众的政治取向，尤其是知识青年们的政治取向，通过他们对书籍的阅读状况可以窥其一斑。当年一位叫大卫·威拉德·莱昂的外国人曾对中国人的读书习惯作了一个调查，他把1934年北京图书馆借阅得最多的外国作品译本作了统计，最后发现，“在11种借阅最多的一般书籍中，有6部是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其中包括布哈林、恩格斯、 马克思及研究俄国五年计划的著作，其他5种为：C·安德鲁：《甘地传》， M·比尔《古代社会斗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十九人委员会关于中日纠纷调查报告》及《田中奏折》”（注：尼姆·威尔斯：《活的中国·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 《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而从文学的阅读来看， 当时“许多人都要读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作品，尽管这种作品大部分被查禁，只能在朋友之间偷偷传阅一些残旧的本子。奥格涅夫的《一本共产党学生的日记》、柯伦太夫人的《赤恋》、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以及伊凡诺夫和皮涅克的作品流行得最为广泛。1928至1929年间，在左翼文艺运动正式开始的时候，大约有100种俄罗斯作品被译成中文。 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注：尼姆·威尔斯：《活的中国·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上述对外国译本阅读的调查，多少能说明一定的问题。这种阅读偏爱中无疑包含了读者们的政治关怀和政治价值取向。 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之受到最广泛的欢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位30年代的读者曾回忆说：“正当我耽读俄罗斯和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时，也受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猛烈冲击”，“鲁迅主编的《萌芽》和蒋光慈、钱杏邨主编的《拓荒者》”以及“一大批发表革命文学作品的刊物，如《北斗》、《大众文艺》、《文学月刊》等等”都是很受欢迎的，而“一些出自革命作家手笔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简直风靡一时”（注：王西彦：《船儿摇出大江》，《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辑。 ）。另一位当年的读者也回忆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那时对于国内新作家，只爱看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小说”（注：马宁：《左联五烈士别记》，《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像鲁迅、 茅盾这样的大作家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自不必说了。例如，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谈起自己的作品《准风月谈》的销路情况，该书最初“是几个小伙计私印的”， 但很快“一千本已将卖完”（注：鲁迅：《书信·350126致曹靖华》。）：“新出的一本，在书店的已售完，来问者尚多”（注：鲁迅：《书信·350312致费慎祥》。）；于是又在“三四天内印好了”“再版本”（注：鲁迅：《书信·350319致萧军》。）。鲁迅的《二心集》也是如此，“出版后，得到读者欢迎， 旋即告罄。 同年11月再版，又销售一空，翌年1月又出第3版，8月又出第4版”（注：周国伟：《略述鲁迅与书局（店）关系》，《出版史料》1987年第7期。 ）。由此可见鲁迅作品热销之一斑。茅盾的《子夜》，其“热”的情况也是一样，瞿秋白曾把1933年称之为“子夜年”。 “《子夜》出版后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 实为少见”（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鲁迅、茅盾作品的盛行，自然是由于其内容和艺术的双重原因，但在30年代，事实上即使是一些在艺术上并不高明，而只要在思想上激进的革命文学的作品，也能大为流行。例如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在艺术上说不上有多少高明之处，但其流行程度不亚于鲁迅、 茅盾。 据郁达夫1933 年所说， “在1928、1929年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慈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同时他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6次”，“蒋光慈的小说， 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1929年末期一样”（注：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号）。）。 郁达夫1928年2月13日的《日记》中， 曾记载了他当时读最初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感想：“回来把杨邨人的小说集《战线上》读了。虽系幼稚得很的作品，但一种新的革命气氛，却很有力的逼上读者的心来，和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一样，有时代的价值的……幼稚病不足为他们的病，至少他们已经摸着了革命文学及内部暴露的路了”（注：转引自《东海》1979年3月号。）。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革命文学作品中，多数在艺术上显得幼稚，但因受广大读者欢迎，所以能屡次重印，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