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和局部连绵不断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人类和民族的命运，震撼着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并无情地将无数个个体抛向苦难的深渊。难以数记的生命、财产被毁灭，人道与正义在战火中苦苦挣扎。文学作为人类和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为我们记录下了历史的苦难行程。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挖掘出一批久已被人们忽视的军事文学作品，而在于通过这些艺术上不无缺陷的作品，去领悟中国现代作家在战火中的心路历程。 一、战火中的人生：“兵祸”备忘录 从1916年至1928年，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在这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政局动荡中，容纳着历史上那些令人作呕的污垢：复辟、兵变、贿选、暗杀……。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被这些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发挥到了极致。与政局动荡相伴随的是军事斗争。各路地方武装像失群的游蜂左冲右突，全国遍地狼烟滚滚。地方上小规模的战争难以数记，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四次：1920年直皖战争就持续了10天；1922年直奉大战持续了7天，但投入的兵力大大超过前者；1926 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一场残酷的战争打了8个月，伤亡极其惨重。 而在此之前，1917年中国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数以万计的良家子弟化为累累白骨，难以数计的妇女遭受蹂躏，无辜的民众在兵车和战马下挣扎呻吟！是谁给了军阀们挥霍生命的权力？他们的滔天罪行应该由谁来审判？我们总是说“历史是公正的”，这“公正”究竟要到何时何地才能体现呢？历史是沉默的，所有的疑问没有人能够回答。带着这所有的疑问，我翻开了那些发黄的书页，终于发现，在军阀们烧杀奸淫的时候，已经有人将他们的罪恶“记录在案”，并写下了他们的“审判结果”。只是因为后人的漠视，这一“审判结果”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公之于众”。这位伟大的“审判者”就是文学，它的记录员就是“五四”那一代有良知的作家。 在时代的动荡中，作家既是“在场”的当事者，又是最清醒的见证人。他们凭借着手中的笔记录下阴谋与罪恶，呼唤着人道与正义，成为罪恶年代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作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新青年》、《新潮》、《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著名报刊上，留下了他们的“观察笔记”。在1924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周年的时候，《小说月报》以超常篇幅（是正常篇幅的一倍）推出了“非战文学”专号，茅盾撰写了长篇论文《欧洲大战与文学》，通过对世界战争文学的宏观论述，奠定了战争文学的理论基础。 “五四”文学在“为人生”的旗帜下，密切关注着中国下层民众的命运。而当时置民众于水火的首先是战争，因此对军人存在价值的质疑及对战争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成为“五四”军人作品创作的突出特征。在战火的焚烧中挣扎的中国文人，被和平的渴望灼痛了眼睛。他们朦胧地意识到“和平与兵绝对不相容”(1)，“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现象， 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2)。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似乎中国的武人一向就享有法律上的豁免权。但到了“五四”时期，知识者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清算历史的旧帐和现实的罪恶。《小说月报》“非战文学”专号上，刊有几幅美国的战争讽刺画：一位因痛苦而面部抽搐的母亲，扛着一座巨大的墓碑，碑文是“纪念我战死的儿子”；另一幅画题名为《日蚀》：画面上越来越大的黑斑上写着“战争”，越来越小的太阳上写着“进步”。这两幅画从理性（战争吞食进步）和感性（丧子之痛）、群体（人类）和个体（母亲）的角度，揭示了战争的负面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一主题的阐发。 战争的苦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战双方的伤亡，另一方面是兵对民众的蹂躏。“五四”作家对后者更为关注。他们以民众为本位，记录下了“兵”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未满月的产妇被强奸（叶伯和《一个农夫的话》）、为逃避蹂躏被逼跳河的母亲（普生《完卵》）、叔父被兵打伤在风雨中哭嚎一夜而死（徐玉诺《一只破鞋》）、成群的人被强行拉夫（冯西玲《战争的一幕》）……战争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人间地狱”（陶雪峰《人间地狱》）图。这一时期，控诉战争长篇叙事诗，也空前繁荣。李之常的《战栗之夜》以160多行的篇幅， 描写了诗人听到枪声后的恐怖心理，充分反映出人们杯弓蛇影、闻兵丧胆的“临战”心态。在分不清是往事、是现实还是虚幻的事件中，诗人仿佛清楚地“看”到：“十个兵”轮奸并杀死了一个姑娘：“五个兵”抢劫了一家洋房，污辱了一位50多岁的婆婆。最后随着枪声的逼近，兵闯到自己的家里，自己挨了一枪！“战栗”正是战争年代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态。 如果说战争是一道溃烂的伤口，那么兵匪就是成群吸吮浓血的蛆虫。他们所到之处： 方圆数十里外呵！/不曾有一人走路，/不曾有一缕烟火，/ 不曾有一声犬吠，/原有的沃壤呵！/原有的村落呵！/生满了野草，/……凄凉呵！/破荒呵！兵匪蹂躏过的乡土！(3) “白骨露天野，千里无鸡鸣”的历史场景，在20世纪中国再次被兵们制造了出来。祖国各地处处可以听到《大兵过境时的饮泣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