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陈独秀由“五四”新文化向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转变 辛亥革命是一次没有自我完成的革命，对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从失望于辛亥革命进而提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革命仍是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主要方式。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世界的传播使他们随时可以转入政治革命的领域。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专制以实现社会民主，反对资本压迫以铲除贫富不均的现象、实现经济平等是他们革命追求的基本内容。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他们是思想革命派，主要重视中国现代的思想革命，这时他们实现的是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的转变。他们所受外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李大钊、陈独秀这个文化派别的正式诞生，并转入实践的政治革命运动。 胡适由“五四”新文化向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转变 胡适是带着中国学院派文化传统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主要关注的是白话文的革新，并在这个革新取得成功之后直接转入中国现代学院派文化的建设。他们主要的文化目标是整理国故，输入外国学术文化。他们很快以英美留学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先是以现代评论派、后是以新月派为中心，但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这两个团体，他们的社会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包括新旧各种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基本倾向，即重学理，轻实践；重理智，轻感情，所受外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英美学院派文化的影响。 鲁迅、周作人由“五四”新文化向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变 鲁迅、周作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是思想革命派，主要致力的目标是文学创作。鲁迅为小说家和杂文家，周作人作为散文家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主力，他们思想倾向的形成也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陈独秀、李大钊相比较，他们更重视整个社会意识的转变和新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建立，从事的不是实践的政治斗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更重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更重视现实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改造。在“五四”新文化阵营解体后他们主要转入文学界，“语丝社”是他们的主要文化阵地，但就其文化倾向实际体现了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产生的大量新文学团体的文化倾向。他们不是政治性的文化团体，从事的是文学的或文化的创作，与之直接联系的是报纸、杂志、出版社以及他们的作品的读者。新文化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大量新文化的知识分子落到了没有固定政治、经济保证的现代中国社会上。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也必将证明，这个阶层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文化倾向不像上两类知识分子一样，是相对固定的。他们是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变动而随时变动着的，他们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阶层的变化直接体现着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他们的内部矛盾也是中国社会时期变动着的矛盾关系在社会文化中的反映。 政治的分裂与中国文化阵线重组 1927年国共两党的分裂使中国文化阵线再一次发生震动，并进入了重新组合、重新建构的阶段。国民党镇压了共产党而成为国家政权的执掌者。这个政权是在镇压了原来的同盟者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也必然地要镇压反对甚至不满于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表现。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倾向甚至较之北洋军阀时期更加强了。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与现实的国家政权达成媾合。这一个方面因为大学教育从整体上有赖以国家政权的扶助，而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中是获得更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保证的阶层，另一方面也因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从事的更是一种非现实性、非政治性的学理的研究，在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上没有更广泛的影响。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体现了这个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总体倾向，他们在拒绝乃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拒绝乃至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有了与国民党政权和平共处的可能。他们与现实政权的矛盾仅仅在其学理上的“自由”、“民主”的观念，但这个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由”的要求并不伴随着争取自由的斗争、“民主”的要求并不伴随着对专制主义政治的抗议和批判，他们这些口号在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结合中变成了毫无力量的口号。学院派知识分子这种变化是在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中自然表现出来的，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但失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现实关怀和明确的社会批判的性质，并与动荡变化着的社会文化派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这时期的社会文化派则发生了自身的急遽分裂。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把这个派别的知识分子置于了更加不自由的状态，文学创作的情感性与现实性特征使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现实政治统治具有更明显的对抗性。这种对抗不仅是理智、理性上的，同时还是情感、道德上的。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发展倾向。其一是周作人的妥协主义倾向。周作人与梁实秋不同，梁实秋是国家主义的，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中志得意满的一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周作人则不同，他对新获得政治权力的暴发户心怀不满，但对在专制主义白色恐怖中发展起来的激进主义革命情绪也怀有恐惧心，这使他在主观上就有一种向强权妥协意识，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自私性。这也是他后来堕落为汉奸的主观原因。其二是鲁迅不畏强权、争取自由、争取人权、反对专制、主持正义的积极立场。他是在反抗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立场上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的，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歧视与排斥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影响的。这种真诚的现实关怀使他不但成为“五四”新文化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流砥柱，也使他在三十年代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成为一个最坚实的盘石。其三是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一些激进主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压迫下，在一种极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带着很强烈的个人感情和自我道德完善感，接受了正在世界广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走向激进、走向革命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的不是分析态度，而是整体反对的态度，这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笼统的理论教条式的，并以这种笼统的理论标准对“五四”时期成名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挞伐。这种挞伐也导致了鲁迅的反击，酿成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但论争的双方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上实际是具有共同的反专制倾向的社会文化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争论不是在接受还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反抗还是不反抗国民党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中进行的。这使这个论争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的可能性。这个论争反而成了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前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