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统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数千年。作为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流脉，儒家文化历久不衰，其生命力之强韧，在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它不但是一种官方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细部。儒家文化的这种地位，使它对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稳定、秩序、等级和结构。这既是其正面意义所在，也是其负面影响所在。认为儒家文化仅仅满足了统治者的利益和需要，是片面的，秩序和结构是百姓也需要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皇帝的个人需要，而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结构性需要。儒家文化作为与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也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结构性需要。儒家文化为社会规定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却也使社会在这种稳定中压抑个体，扼杀一切有创意的事物，失去了更新的活力。儒家文化与皇权政治和小农经济三者互为因果、互为支撑，形成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从儒学取得统治地位的汉代到鸦片战争前，这种结构变化甚微。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这是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的“五千年一大变局”。中华民族在蒙受屈辱的刺激下，却也获得了一种打破铁板结构，进行文化更新的可能性。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文化在这种挑战面前，其回应是极其迟缓而被动的，这种迟缓被动充分表现了儒家文化僵化保守的文化个性。儒家文化在理论上的严谨性，感性上的亲和性和精神上的神圣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如此社会巨变面前，仍不能也不敢对其进行本体性质疑。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才有康梁等人冲破“中体西用”的精神桎梏，呼吁以西方社会伦理观念为中国文明的主体。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中断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对儒家文化进行根本性挑战的历史条件并没成熟。这种潜伏在历史必然性中的挑战姗姗来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越是蒙受外辱，就越是要强调自身的民族性以御外，而这种民族性在最大的程度上是由儒家文化所规定的。辛亥革命后儒家文化失去政权的支撑，延续数千年的铁三角结构被打破，为历史挑战的到来创造了条件。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皆借重于孔孟，这大大刺激了具有文化革新冲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与儒家文化彻底决裂的理性力量和道德勇气。至此，儒家文化也如中国政治体制一样，面临数千年一大变局了。 但文化形态不是政治结构，不可能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截然切断。儒家文化在20世纪失去了其政治权威性，但作为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仍有强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仍有着很大的意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对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一种线索性的描述。 二 与上世纪末的维新派不同，新文化运动表现了价值选择的决绝性，即与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在理知与情感上彻底决裂。这样一种对儒家文化的毫无留恋毫不妥协的攻击姿态，是数千年来不曾出现过的。这是一种巨大的深刻的精神革命和情感革命，具有震动性断裂性的特征。这种震动和断裂，首先表现为语言质料方面的革命，即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在1915年创办之初就表现出激进的文化姿态，但一开始并没有为文化革新找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突破。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点希望，姿态激烈，目标却比较宽泛，没有明确具体的攻击点，因而对旧文化展开批判的有效性是不够的。胡适在1917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用改良一词，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文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普遍社会回应性的突破方向。文章所言“八事”，主要寻求在语言表达方式方面进行革新。陈独秀极为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话题的突破性意义，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予以响应。至此，白话文运动掀起轩然大波，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数千年“言文分离”的传统，白话文成为文学正宗。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一两年之内在全社会范围内彻底改变，白话文运动来势之凶猛，成效之鲜明，大约是连倡导者也始料不及的。 白话文运动作为一种语言方式的革命，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语言方式的革命，比思想观念的革命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想在“言文不一”的语言方式之下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与儒家学说彻底决裂，那是不可能的，即使获得一时的思想进展，也终究要回到原来的精神窠臼中去。当年的维新派终于走向复古，语言方式没跳出来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就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特定的思想一定要用特定的语言来表现。新的语言方式不但带来大量新的词汇新的观念，同时也解构了儒家文化在言说方式上的权威性。言说方式的权威性一旦丧失，思想上的权威性就失去了依托。中国在过去几千年“言文不一”，在语言方式上进展甚微，根本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白话文运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通道，这是这个运动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语言方式的革命一旦展开，就难以逆转，由此而带动的思想革命，也就难以逆转了。白话文运动对儒家文化精神权威性的打击是沉重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关于白话文的争论如此激烈，这本质上是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停滞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