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散文远远未能如诗歌和小说那样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兴趣,与小说和诗歌的中心地位相比,散文处于边缘位置。可以说,新时期中国散文的研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具体说来,这表现在研究观念的陈旧、研究模式的老化及研究队伍的弱化等方面。比如,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衡定散文优劣的标尺主要还是情、理、形、神,知、智、意、趣,较少出现新的散文理论标准;又如,研究者探讨的方式主要还停留在经验和感想层面,未能上升到学理和理论高度;再如,具体的散文作家,作品分析远胜于宏观地把握与概括,以至于出现散文研究“见木不见林”的倾向;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往往是就散文而研究散文,未能站在文化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对散文进行探讨。与诗歌和小说研究的高歌猛进、激扬奋发不同,散文研究更多的是低徊浅唱、疲惫松软。 当然,散文研究如此这般的境况不是没有缘由的,这可能与以下方面有关。第一,新时期散文发展的滞后。作为一种文体,新时期的诗歌与小说一直处于不断革新状态,观念与文体总在超越传统和自身。在诗歌领域,朦胧诗、寻根诗、寻根后诗都是对以往诗歌传统的根本性超越;在小说领域更是推陈出新,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后先锋小说等层出不穷、波推浪涌。相比而言,散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质,一直处于既定模式之中难有根本性超越。以致人们对散文的发展深怀忧虑,有人甚至提出散文“消亡论”,从中可见人们对新时期散文滞后的强烈不满。显然,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对一个没有多少变动的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其意义很值得怀疑。第二,散文概念和理论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长期以来,诗歌和小说研究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从而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明确、固定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就为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可以说,诗歌和小说理论的发展成为其进一步研究强有力的支点和依据。然而,散文可供参照的理论却较少,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而深入的散文理论,散文的概念、范畴、内涵、外延、价值和本体等都较为模糊,未能得以确认。这就必然导致散文研究有着经验化、随想性的不足。第三,散文研究者素质的低弱。尽管新时期已经出现几本散文研究著作,有的研究者也做了不少拓荒工作,并表现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和文化功底,但总体而言,散文研究队伍远没有诗歌和小说研究队伍整齐和壮大,其理论修养与学术功底也不可同日而语。看来,让一支装备不良、素质低弱的“军队”去攻破散文这个坚固“堡垒”,那是非常困难的。 新时期散文研究的落后状态直接导致三个恶果,一是它难以成为创作的借鉴与指导,从而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处于相当的盲目和随意状态;二是不能正确估价新时期散文的成就与局限,以致出现研究者的“迷失症”;三是限制了一般读者欣赏能力的提高,读者或是对散文不屑一顾,或是迷失于其中难以进行理性判定。 新时期中国散文已走过20多个年头,尽管它的成就远不能与诗歌和小说相提并论,但它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散文一改附属地位,由边缘而向中心移动,成为热得发紫的文学样式。显然,在世纪之交,对新时期中国散文做出宏观而公正的评价,展望其发展前景,是一件必要而又颇有意义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用“新时期、后新时期、后后新时期”而用“新时期”来概括这几十年的散文,主要有两点考虑:其一,尽管在不同的时域里散文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本质上说,这几十年的散文具有总体一致的启蒙性特征;其二,“新时期”这一概念更为完整和清晰,足以概括这个时期的散文发展与走势。 文化散文——继承与深化 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它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狭义上,它就是指与政治、社会和道德相区别的精神、心理、人格和审美方式。本文使用的是狭义文化。从此意义上说,文化散文更多的是带有文化内蕴,内含一个民族乃至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意趣。1990年,有的学者指出,“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文化散文”。(注:佘树森:《九0年散文琐谈》,转引佘树森、 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大致说来,“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散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政治、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切入进行的文明批判,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散文;二是从文化角度展现人的精神、心理、生活和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文化散文。比较而言,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意识形态散文为主潮,而文化散文则处于边缘地位。 到新时期,尤其到1985年以后,这一对比关系发生了调换,就是说,意识形态散文相对弱化,而文化散文则空前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大概有四。一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业已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比较和平的生活,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学的关系有所松动,那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已被打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文学以其自身的文学性方能获得其长久的生命力。三是作家的学者化呼声很高,一些学者步入作家行列,这就带来了散文的文化化。四是读者文化品位的提高也要求散文承载更大的信息量,做到更入情合理,有着更高的品位与境界。此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散文家,他们有冰心、萧乾、柯灵、孙犁、钱钟书、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黄裳、余光中、林非、宗璞、余秋雨、张晓风、贾平凹、张炜、周涛、林清玄、张承志、史铁生、韩小蕙、王小波、素素、郑云云、伍立扬、王开林、刘鸿伏、祝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