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培育起来的文艺理论家或批评家，与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文艺学专家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因为经历了实际的革命斗争，亲历了走向胜利的过程，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思想观念，他们是怀有真诚的信仰的，他们的文学素养和领导革命文艺的经验，使他们还能够结合文艺实践提出问题和考虑问题。像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文艺界领导，他们也坚持斗争的策略，但分析他们的报告或文章，总有对创作实践的持久关注，而且也经常强调艺术规律，宣泄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不满。但前者不同，在激进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他们更多接受的是空洞的意识形态的说教，并将其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理论家，其文体和修辞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集大成者是姚文元。后来有人重读姚文元的文章时说：“读姚文元的杂文，或者评论，我不由感到一种逼人之势如山一般矗立面前，如海浪一般朝你涌来。但一旦走进这山背后，便发现这气势只是虚假的声势，他是以语言的喧嚣和情绪的亢奋，掩饰着逻辑混乱和思想苍白。那么多大小长短的文章，除了批判呵斥还是批判呵斥，除了引经据典寻章摘句还是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更出色的其他才能。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气势，居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文化界舆论的主流，成为倍受青睐的样板”（李辉：《风落谁家——关于姚文元的随想》，见《沧桑看云》第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这种感受大致揭示出了姚文元文体的问题。但对他能成为“主流”的狐疑，则显得缺乏历史感了。应该说，姚文元不仅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期待的文化英雄。只要再细致地分析，我们发现，姚文元的文体大部分属于“驳论”。从50年代起，他先后发表的文集有《兴无集》、《冲屑集》、《新松集》、《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文艺思想论争集》、《在前进的道路上》等。但姚文元在文艺批评领域产生影响并成为文艺新星，还是1957年以后。他的评论集在1958年出版时就命名为《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1963年再版时改为《文艺思想论争集》。这两本集子只增删几篇文章，大体上反映了姚文元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基本特点。这些文章基本上是“驳论”，有的文章的副题就是“与刘绍棠等辩论”、“同何直、周勃辩论”、“和钱谷融等辩论”没有注明“辩论”的，也多冠以“批判”和“论”的字样：“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论”、“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等等。通过这些文章的题目，我们大体可以感觉出姚文元立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当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者，还徘徊犹疑于文艺界基本问题和矛盾的处理时，甚至还为文艺界的恩怨、宗派斗争以及权力之争权衡利弊时，姚文元已从另外一条路线走在时代的前头。这不仅为姚文元日后的腾达埋下了伏笔，也为日后清算周扬路线培育了代言者和理论形象。 在反右斗争尚未开展以前，姚文元的文体尚未达到后来嚣张的气焰。他的文章尚有商讨或妥协的意思。比如在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教条和原则”时，他列举了姚雪垠对文艺批评和政策不满的话：过去“动不动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批评作家，而这句话简直成了一句金箍咒，使不少作家下笔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写爱情，不敢写温暖的友谊，不敢写私生活……解放后几年中文学题材的狭隘，作品写得干巴巴，原因虽不完全如此，但与此颇有关系。”之后，姚文元说：“不需要很多解释读者就可以明白：过去批评作品中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有一部分是过火的，但多数是正确的。例如对肖也牧作品的批评，原则上仍然是对的。今天我们要写爱情，写友谊、写私生活，也绝不是要恢复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和庸俗的去写私生活，我们要前进，不是倒退！过去某些作品中‘干巴巴’的原因也很复杂的，主要是作家自己缺少对劳动人民生活深入的体验，思想感情上没有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对他们熟悉不够、理解不深所致。这同批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根本是两回事。”（姚文元：《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见姚著《文艺思想论争集》第10页，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姚文元这里说的是“讨论”，但在“讨论”中他已偷换了话题。也就是说姚雪垠指责的是批评作家的依据，是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指责作家，他针对的是批评的“粗暴”。而姚文元则在“讨论”中把问题归到了作家那里，并认为这和批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是两回事。尽管如此，他还能承认过去的批评有些“是过火的”。 在《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中，尽管文中充斥着流行的空泛语言，但尚能结合具体的作品，他对爱情诗、山水诗“婉约”一派的指责和对“浪漫”斗争的倡导，也可看作是主张的一种。这时，他批评的高度还仅仅限于“小资产阶级意识”或“个人主义”。他认为爱情诗和山水诗还是可以写的，尽管他只能在古代文学中举出范例。 但姚文元这种有条件的“商讨”或“妥协”已隐含了他追逐风潮和“二元对立”的排斥性，他抽象肯定的后面，是具体而细微的否定。 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姚文元的“驳论”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面孔， 他批判的对象几乎都是文艺界的“顶级”人物和最敏感的“前沿”问题。他的这一选择，并非是慧眼独具，并非是从这些人物和理论中发现了许多问题，而是这些人物和“问题”都是遭到了清算或正在进行清算的，他的驳斥和批判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依据，先在地具有了“合法性”。不同的是，姚文元敢于为这些人物和“问题”在更高的层面规定性质。“修正主义”是姚文元在这个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这本不是一个文艺学概念，姚文元也从来不曾对这个概念作出过任何界定或解释。即便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一开始它也不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但到了姚文元这里，凡是与既定的理论、方针、政策相悖的文艺思想，凡是表达了个人见解，并试图突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他都可以命名为“修正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