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岁末（即20世纪末），《芙蓉》杂志在第6 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葛红兵的文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文章发表后在文坛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我找来此文读罢，发现葛文内容空洞，情绪激烈，甚至有些无节制地发泄，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下的文艺批评了。 我以为，对一个人，对一种事物如果要作出结论性的判断，首先要有客观真实性，尤其不能回避历史，更不能简单地“窥一斑而见全豹”。葛文在开篇关于作家中，上场就极其激烈地表明态度：“在这个叫二十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么？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么？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很遗憾，我找不到。”继而，便开始了对鲁迅的“审判”：“鲁迅，这个被人们当成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捧到民族魂的人，又当如何？发生在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这样爱国么？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庭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么？创造社作家说他‘世故老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终其一生，他没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朋友。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对于其他一些现代作家，葛文也逐一严厉“审判”：丁玲，丈夫被国民党杀害尸骨未寒，她就在南京和叛徒冯达同居，并且在解放以后对深知她底细的沈从文加以迫害——沈从文这位天才的小说家，解放以后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萧乾呢？同样也揭发他的老师。老舍呢？他的死仿佛证明了他的清白，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死不是对现时的反抗，相反是对现时妥协屈从之后依然得不到现实认可的产物。巴金，他写了一份忏悔书，我们就原谅了他，重新拜倒在他的脚下。周扬，他只是检讨了一下，我们就认为他真的是好人了。中国的文人善于出尔反尔，你如何能信任他？此后受审判的还有茅盾、郭沫若等等。在对个别作家一通“激扬文字”后，葛文竟抛出更为大胆的怪论：“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遇到了‘劳工神圣’观念的侵袭，他们的人格失位了，鲁迅这样的自我主义者尚且在人力车夫的面前感到自我的渺小，可见‘劳工神圣’的这种观念对启蒙主义者人格自信构成了怎样的打击。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被挤压而萎缩了，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们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如果说‘五四’时期是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当成了‘小人’，而《讲话》则是一个时代、一个机构有理论、有组织地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改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身份感了，他们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百姓，甚至将自己看成了比一般百姓更低贱、更无聊的阶层，这个时候你叫他们怎样形成自我意识，怎么对自己的人格提出要求？”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对葛文先说“不”了。大凡没有失去记忆的人都该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经灾难、动乱，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军阀大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两次国内战争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更加沉重的深渊。“五四”运动后，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了寻求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这期间，以鲁迅为首的一大批革命作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向腐朽的封建文学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应该说，这场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最为壮丽的一部分。他的意义在于这批作家以他们进步的思想，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特别是白话文刚刚开始）唤起了人民大众从封建专制统治中觉醒起来，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阵营中，为日后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舆论基础。鲁迅，因其创作出振聋发聩的《呐喊》等投枪匕首式的优秀作品，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旗手。几十年来，我们把鲁迅视为一种理念、一种意志、一种典范，甚至被上升到民族魂的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他不是被某个人封就的，也不是被某个组织强加的，而是被广大人民在历史的选择中认可的。是众望所归。至于发生在鲁迅个人身上的一些是是非非（有些无法考证），都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背景，但这些丝毫不能影响鲁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对于丁玲等人的事情，光凭葛红兵用上百个文字就一一盖棺论定显然是滑稽的。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葛红兵在评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多读一些书籍，搞些调查核实，不能道听途说。就说丁玲与冯达一事，所谓与叛徒同居，实际是他们被捕后，冯达暗中变节，丁玲并不知道，国民党当局要把丁玲当作文化名人争取，所以依旧让冯达与她同去莫干山，在那里住了些日子。这时丁玲依然不知道冯达已经变节，冯达在丁玲面前始终也没有承认变节，也没有策动她干一些什么事情。这段经历，在延安整风审干时，有李富春的证明，陈云的签字。 对于葛文对《讲话》的歪曲，我更不能容忍。在这里，必须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的革命性。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极大地调动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他们分赴到战斗生产第一线，深入生活，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精品。这怎么能说《讲话》使作家和劳动大众的关系由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倒转成了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关系呢？知识分子的人格被挤压而萎缩了——知识分子已经没有身份感了？我不止一次看到、听到延安时期的文坛前辈说过，他们在《讲话》精神鼓舞下，是积极地自愿地投身到工农兵中去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著名作家萧军生前曾多次讲过，他一辈子的追求就是继承鲁迅精神，完成人生四个目标：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了，他个人就“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骄傲”的了。我想，萧军的追求，也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追求。你能说他们的人格不伟岸么？他们不为后人所钦佩么？他们不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