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1979年开始酝酿（以《花城》创刊号所发表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为标志）。正式开展研究如果从1982年6月广州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算起，已有15个年头了。15年可谓是“弹指一挥间”，然而中国的华文文学研究，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微观透视到宏观把握的扩展 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从台港两地的作家作品介绍开始的。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台湾诗人12家》、《台湾小说选讲》（上、下册）、《台湾小说作家论》、《台湾现代派小说评析》、《香港新诗（含赏析）》、《隔海说文——台湾散文10家》、《香港作家剪影》等。 这些著作有的是大学教材，对普及台港文学知识，改变台港文学只是通俗文学、声色犬马文学、腐朽颓废文学的看法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选本不少是从台湾出版的带圈子色彩的选本中选出来的（如《台湾诗人12家》），因而所选出的作家代表性不够。也由于资料掌握不全面，有不少在当地根本排不上队的作家被选了进去（如《香港新诗》），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起步者均小心翼翼，生怕不慎踩了“地雷”，因而无论是选的作品还是赏析文字，不少地方均显得拘谨，留下了从冬天雪地中走过来的足迹。 在80年代前期微观研究中，有一定新意的当属封祖盛的《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相对于上面提及的汪景寿次年出版的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台湾小说作家论》来，它已具有综合研究性质；但相对后面出现的王晋民的《台湾当代文学》来，它仍属微观研究。在第一批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封祖盛用力极勤，但这本书以白先勇等三位旅美作家代表台湾现代派小说，是极不全面的。该书重点论述的乡土小说作家共11人，现代派作家3人，这种重乡土派轻现代派的做法， 也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陆早期台湾文学研究的局限。 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出版远远走在《香港文学史》撰写的前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文学比香港文学成就高，研究的空间大，另方面也因为最早的一批台港文学研究者多为研究台湾文学出身。在这些著作中，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联合了东北、华北、西北十七个院校的教师执笔，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在覆盖面上，均超过了公仲、汪义生后出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黄重添等编著的上下册《台湾新文学概观》。正如台湾评论家吕正惠所说，这是一本非常称职的介绍台湾文学概貌的书。（注：吕正惠：《评辽宁大学〈现代台湾文学史〉》，台北，《新地文学》1990年10月。）不仅对大陆，而且对台湾读者了解本地文学状况均有帮助。但该书的框架不像文学史，倒似作家作品评论汇编。个别章节把不同流派的作家放在一起论述，给人不伦不类之感。对写实的乡土文学过分推崇，对七等生等作家的评价停留在浅层次上，使这本书较快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被后来刘登翰主编的两巨册《台湾文学史》所取代、所超越。 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刘登翰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他较熟悉的门类虽然是台港现代诗，但他能集合他人的长处补己之短，找一小批志同道合的文友编撰大型文学史，统稿后写出长长的有一定理论分量的导论作为压卷工作。他的短处是史料掌握不够，如把当时只停刊二三年的《蓝星》说成是十多年来未出刊，就曾引起台湾大学张健等人的质疑。（注：张健：《大陆的台湾诗学十象》，台北，《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3月（总第14期）。）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继堂也是最早投入研究台湾文学领域的一位学者。他的写作路向与刘登翰不同。他充分利用自己掌握资料的优越性，独家治史，接连写出三本台湾文学分类史：《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在这三本书中，写得较好的是小说史，争议最多的是新诗史。他一人独立完成三部专史，在海峡两岸均鲜见，有的台湾学者曾用“令人咋舌”四字表示对古继堂勤奋著述的惊讶。古继堂与刘登翰另一不同之处是专攻台湾文学，不似刘登翰台港澳“通吃”。古继堂在贫瘠的台湾文学研究土地上，用汗珠浇灌出来的果实，应充分加以肯定。个别台湾作家将其论著过分贬低，这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在内。但他的三本书仍没有脱离初创期的某些稚嫩和粗糙的现象，尤其是《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带有明显的急就章痕迹，仅此书后面开列的“参考书目”，就有10多本书名有误。此外，他的论述有些地方严峻有余，委婉不足。 饶芃子是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她每次开研讨会均呼吁与会学者注意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但由于她行政工作太忙，没来得及写出这方面的专著，倒是唐山师专的赵朕率先出版了《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另有王淑秧的《海峡两岸小说论评》。在这方面的专著中，杨匡汉领衔主编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尤其值得重视。此书以开阔的宏观视野，对两岸的文学母题、文体风貌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不少论题系首次涉及并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是有关两岸文学比较研究的工作。不足之处是有些章节写得较单薄。 在中国的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中，潘亚暾以起步早、成果多及全面开花引人瞩目。论香港文学研究，他有与汪义生合著有《香港文学史》。对台湾文学，他也写过不少论文，并主编过《台湾文学导论》。他的另一拿手好戏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像他那样和各国华文作家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他前不久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便是他这方面成果的充分展示。但他的短处也非常明显：文章多而不精。评论时过分重情感，有溢美之辞。尤其是他最擅长的香港文学研究，虽远不像戴天讽刺的那样是在写什么《南柯记》（注：戴天：《梦或者其他》，香港《信报》1988年12月30日。），但他的“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和发挥了“领导作用”的观点，的确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