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2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坛提供了“百家竞起，九流互作”的可能，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众声喧哗”。确然如此，有自诩操作中国“政治小说”最好的张贤亮，也有痴迷于“过日子小说”而代市民立言的池莉；高蹈者如张承志“以笔为旗”寻找“清洁的精神”，先觉者如汪曾祺乐于修身养性，了悟人生。更有“新生代”（晚生代、后生代）作家崇尚“边缘化写作”、“个人化写作”，把文学变成了真正的精神游戏、语言消费和智力运动……市场经济给这个“千年之末”的社会灌注着生机与活力之同时，亦使得读者目迷五色、耳迷五音而不知所措。 作为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的文化之一部分，刘醒龙的小说引人注目。自告别“大别山之迷”（并非人们常用的“谜”）起，他就一以贯之地夯实着自己的道路（他对评论者将他与何申等人绑上“新现实主义”战车颇不以为然），并以之为一个作家成熟后的必然表现。本文拟就刘醒龙的“核心作品”作一简要评说。 一、“社会的书记员”与“生存现实主义”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是这样评价巴尔扎克的：“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正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对使用“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来描写社会现实的哈克奈斯十分看重，称赞其“表现出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刘醒龙的小说视域也是极其宽阔的，我们不妨先后依据不同的标准予以简单的分类： 文化馆系列：《秋风醉了》、《清流醉了》、《菩提醉了》、《伤心苹果》等； 工厂系列：《孔雀绿》、《寂寞歌唱》等； 乡镇系列：《分享艰难》、《路上有雪》等； 乡村系列：《村支书》、《挑担茶叶上北京》、《黄昏放牛》等； 知青题材：《大树还小》等； 教育题材：《凤凰琴》等； 历史题材：《至爱无情》等； ………… 如果仅仅是涉猎到宽阔的生活扇面，作家还远远称不上“社会的书记员”。刘醒龙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目睹了这一文学上的沧桑巨变：把欧洲“一百多年的文学史压缩在我们新时期十年的短小阶段里”，更参与到思索、沉淀并从泥土里开出花来的第二个十年收获期之中，这位大别山之子，对中国经济转型及其文化形态是有着深刻体认的。这样，他就近距离地用笔讴歌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大趋势——在《暮时课颂》中，作者借灵山寺显光师傅的“动作”，引出“尘世在改革，仙界不动也不行”的时代感叹（反之，仙界在动，尘世不动更不行），既巧妙又直接地切入了时代主题，作出了他对改革时代的积极呼应。 雷达曾撰文称刘醒龙等人的意义在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光大。何为“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精神”，它要求作家直面现实，正视人生，用自己的笔书写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以求进一步完善社会发展机制，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1994年《致中国读者的信》中强调：“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刘醒龙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小说可以被看作“问题小说”：《孔雀绿》中，吴丰这样的老劳模也因贫穷与社会风气的污染而偷盗国家财产，环境与贫困的力量逐渐吞噬了他，哪怕他曾经是环境的改造者；《黄昏放牛》中，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农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乡村干部到底层百姓都存在着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缺乏公德意识等诸多问题；《凤凰琴》既是对余校长等人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崇高人格的大力讴歌，又何尝不是对山区教育事业的一种忧患；《路上有雪》呢？它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揭露，农民、基层干部与上级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不令人深思；《伤心苹果》和三个“醉了”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无奈写照，不如说是对国民劣根性的一种鞭挞……确然，在这个本是百废俱兴（包括精神、观念、理想等）的时代，我们却感受到了太多的忧患，触目所见不能不让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作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出“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以刘醒龙等为“温和的现实主义者”，或称其作品为“生存现实主义”之作，指斥刘醒龙等缺乏强烈的“批判”意识。这该如何评说呢？ 笔者以为刘醒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清醒”，不仅在于作为“书记员”他睁大了眼睛去看去写，更在于他对目前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有待完善的转型期有一种独特的审视与抉择方式。他说：“对于自己从前的写作和写作对象，我一直是充满激情的，在许多时候都是爱恨交加的。然而，在激情的掩饰之下，真正表达的只是自己的同情、怜悯、愤世嫉俗、痛心疾首。这些恰恰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通病，在感觉良好的霸气之下，胡乱爬上一个稍许高一点的地方，基本上是胡乱指点一番。”而现在呢？他是在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真正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所以，当《分享艰难》中洪塔山强奸了孔太平的舅表妹时，尽管作者的心“有一种被人撕裂的感觉”，但是，现实却令读者清醒，令孔太平清醒，刘醒龙更多地理解了当事人，冷静地审视其具体事件，没有让孔太平作出过激的举动（洪塔山的养殖场掌握着西河镇70%的财政收入，逮捕了洪塔山，也就等于断送了西河镇的大部分财源）。这里，现实关系、利害冲突压倒了情感的冲动，因为正是生活“默默地承受起这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艰难”（注：《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太平为什么还要去派出所向黄所长求情，让其放出洪塔山。同样的道理，谈歌的《大厂》中厂长吕建国也不得不向公安局长求情，请求放出嫖妓的客户（这一点与《分享艰难》何其相似！）。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巧合，我们可将之看作是某种超出个别意味的社会现象。换句话说，如果要责备的话，不应只是责备作家悲剧意识、批判精神的匮乏，更应“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特殊现象！脱离了这一点，就有凭空放矢之嫌。诚然，笔者不是要躲避崇高，抛弃正义，而只是说，写崇高、正义与良心的无奈甚至泯灭，同样是一种悲剧，也许是一种更现实的悲剧，因而也有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