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一、“后新时期”的“后新文学” 中国新时期文坛可谓争奇斗艳，除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后崛起，形成一条洁晰可见的脉络而外，大量的当代作品循着社会历史的逻辑与文学自身的规律在借鉴西方与自我突破中行进；以准性小说、新军旅小说、民俗文化小说、前先锋派小说、新小说派、新写实以及以王朔为代表的都市灰色小说为基础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评论家给予文学现象的命名与划分却并非完整和精确。文学是在不断发展着的，而创作者的心态却不尽相同。真正的作家不会照着既定的规则、定义创作作品。这就决定了崭新的未获定义的文学现象出现之可能。 1991年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以一部反映三代女人命运与中国重大历史的《鸿》风靡世界，1998年藏族作家阿来以一部反映西藏土司历史的《尘埃落定》红透京城，我们显然无法将其简单归入以上所列的某种文学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全新的。它们的出现符合了社会历史的要求，也迎合了当前环境下读者的期待。紧接着阿来的走红，贾平凹的第七部长篇《高老庄》也在1998年夏付诸出版。 同样是超出了以前有关文学流派或类型的任何一种命名与定义，同样怀着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大胆展示与深刻反思，《高老庄》在此贴近了《鸿》与《尘埃落定》，宣告了“新时期”的结束和“后新时期”的到来以及可称为“后新文学”浪潮的出现。在此，我们姑且将其中的一种类型命名为“自述体民族志小说”。其中，《高老庄》尤以对原生态生活的追求和强烈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意识走在了这一浪潮的前端。本文拟就《高老庄》进行文本解读，以期对此崭新的文学现象有所洞见。 二、文化隐喻：小村庄大民族 以“小”村“小”镇寓意民族、国家，这是具有普范意义的卓越文学之特征。作品中高老庄以其“纯汉人”村庄的特色和亦真亦幻的风格、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担负起隐喻“大”汉民族的重任。在这一点上，《高老庄》得以与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相通，例如《百年孤独》。然而，贾平凹缘何在世纪末搞出这样一个文化隐喻呢？这就要溯及作家本人。 就贾氏小说而言，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间确实走过了一段曲折多变的历程。从早期追求乡野之美到中期写出《鸡窝洼的人家》那样极富时代精神的作品，再到80年代末悲剧感、忧患意识的加深，终于在1993年爆发出一部彻底幻灭与悲凉的《废都》，对于作为作者和现实常人的贾平凹，人们完全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寻得某些影子。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评论集《文学活着》中分析指出，一方面他背负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继承并立志发扬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现实的苦痛折磨，个人生活的变故，民族文化的衰亡使他对川端康成颓废美的沉沦、阴郁崇尚到了极至。他创作个性中的自悲、孤独、幻灭感在《废都》中充分展示出来。（注：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载《文学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所幸，贾平凹并没有在废墟上一蹶不振，冲出废都之后，他以对烦忧的清醒自觉重新对民族文化进行大胆的审视、剖析、反思，这就有了《高老庄》的诞生。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强烈感情，贾平凹的创作十分执着地固定在了商州和西安这块汉民族生息繁衍土地上。《废都》表面是写现代都市，实质却不能简单地归为“都市题材”。如果照雷达的评论，《废都》是一个寓言，写古老文化在现实（都市）生活中之颓败的话，那么《高老庄》就再进一层写出了民族文化在乡村的颓败，尽管这个乡村并非写实上的农村，而是汉民族的喻体。 作品以村庄喻民族的层面是这样展开的：首先，这是一个保存了“纯汉人”血脉的村庄，盛产腿短身长的矮子，恰好与“高老”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对民族文化中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丑陋讽喻有加；其次，这里的纯汉人有独特的形象与体质特征；其三，村内保留了宋、元、明、清的石碑，元砖画像，经历过金、元、辽等异族入侵，恰如《废都》里的汉砖、唐代香炉，铺陈出一部完整民族史营造的强大精神氛围；其四，为了表现村庄即民族这个宏大的寓言，《高老庄》的人物大多被符号化了。比如子路娘是中国典型的善良忠厚的妇女形象，疯子迷胡叔一如《废都》中唱民间谣曲的老头，起着喻世警世之功；石头与王厂长的亡妻则是传统神秘文化中不可知的谜语；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村民们在顽强地抗拒异族通婚以保证血液纯洁的同时，即在保存一以贯之的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同时也顽固地保留了自私、保守、落后等文化的劣根性。除了争夺蝇头小利，他们对文化的断裂与衰败毫无知觉。记载着高氏历史的石碑用来压堂屋台阶，有着浮雕图案的古砖用来砌厕所，修水渠，向外族人西夏换取友谊和金钱，高氏家谱夹在破烂不堪被老鼠啃掉了书脊的《康熙字典》里，来正媳妇轻易地拿来同西夏的梳子交换。更为极端的是乡民为了发财，争相砍伐树林，连丈夫病在床上命在旦夕的三婶也丢下病人去山上杠回小树准备做碾杆。生存环境，子孙的将来统统地抛在脑后，祖先拼死护卫过的文化传统、家族血脉在无声无息中消亡，却只有一个外族人西夏在为此哭泣，这是高老庄的悲哀，也是它所隐喻着的汉民族的悲哀。作者的大胆审丑和勇敢暴露已经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 作品主人公之一，作为教授返乡的高子路，一方面以孔门子弟自居，俨然汉族正统文化的代表，对高老庄所代表的传统有着深切的向往；另一方面长期浸淫在这种文化之中，他能够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带来的真实苦痛，意识到了文化日渐衰微的趋势。于是，他与菊娃离异后同一个不是平面脸庞却有着长腿细腰、淡黄头发的女子结婚，以匈奴国名字为她改名“西夏”，希望为矮小丑陋的高氏人种带来转机。然而，一旦返回高老庄，他又立即扑入了传统文化的怀抱，变得虚荣、自私、保守、狭隘，跟家乡人一样走路腿抬得老高，屎尿拉在桶里，喜吃内脏，爱放屁，甚至身上有了不好闻的体味，连夫妻生活质量也不高。当然，子路对此也并非完全不知，他在整理古汉语并融入高老庄生活的同时，也在潜意识里抗拒传统文化弊端的侵蚀。他在高老庄不断拉肚子与消瘦何尝不是一种对本文化的水土不服与抗拒？然而，子路的行动毕竟是软弱的，除了眼看文化湮灭，他无所作为。最后他撕掉了记录方言古语的笔记本，此举表面似是偶然的赌气，实质却是对衰败的传统文化彻底丧失信心后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