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文学方法研究鲁迅,应从1919年5 月傅斯年将鲁迅与托尔斯泰、尼采、北欧中欧文学做比算起,迄今80余年。经历了滥觞(1919-1949)、停滞(1949-1976)、发展(1976—1989)、深化(1989 -1999)四个时期。 1 在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滥觞期,最早出现的真正具有比较文学论文特点的当是赵景深的《鲁迅与柴霍夫》,作者开篇明义:认为若是仅仅因为契诃夫与鲁迅均系各自国家短篇小说之“白眉”而拉在一起进行比较,那就未免“滑稽而且简单”。亦即是说,他反对在比较研究中仅就作品或文体进行简单比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路向。赵文从鲁迅所自言“柴霍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出发,分为“生活,题材,思想,作风”四项对两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探讨,既注意到同中求异,也注意到异中求同,尽管对这些文学现象尚缺乏深刻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分析,但就其方法而言,甚至要比历史新时期最初涌现的某些比较研究文章尚胜一筹。应当说,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影响研究),学界首先将视野投向了俄国古典文学,投向了契诃夫,这表明当时的学界确实独具慧眼。但这种势头很快被向别的方向引导:随着“左联”的成立、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领袖地位的确立,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研究却极一时之盛。然而初起文章多为简单比附,至魏伯的《鲁迅与高尔基》才结合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比较分析了两位作家思想与创作的演进历程,稍见平行研究论文之色彩。真正有分量的关于鲁迅与高尔基的深层比较研究论文,出自巴人之手。他的《鲁迅与高尔基》虽非长篇巨制,但却对两人的艺术创作特点、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平行比较。关于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研究,至今仍难觅出其右者。关于鲁迅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与爱罗先珂的比较研究文章,也于30年代中期先后出现,并且40年代亦有人继续为之;虽均较稚嫩(有的只能视为准论文或杂文),但都是相关领域里的最初尝试,并且个别文章至今仍不乏新鲜感,如永昌《〈前夜〉里的阿Q 》将苏宾与阿Q作比即如是。 或许是由于创造社攻击鲁迅为堂吉诃德的缘故(第一篇关于鲁迅与塞万提斯的比较研究文章即名曰《鲁迅与“Don Quixote”》作者并且声称他撰此文即是因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所引发并在文中肯定了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精神主义”),关于鲁迅与塞万提斯的比较文章出现较频,笔者见到的已达4篇, 其数量仅次于关于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文章。这些文章研讨重点多集中于堂吉诃德与阿Q 的心理特点和典型意义上,虽然多为准论文,但一般均粘着于文本本身,这又是和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的不同之处。 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亦一度成为热点,并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把尼采主义和鲁迅的初期思想放到平行的地位”,认为“初期的鲁迅以尼采的思想为血肉”;另一种认为“鲁迅只受到尼采的一部分影响”,“鲁迅的初期思想和尼采主义的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把他们放在平行的地位”。前者以巴人、锡金(他们均在所撰《鲁迅与高尔基》文中谈到鲁迅与高尔基均受有尼采影响时提出过此种观点),为代表,后者则以王元化为代表。以今日眼光审视,两种观点的表述都有不够严密之处,但显然王元化更为偏颇。 随着鲁迅与诸多个别作家比较研究文章的出现,那么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关系的总体考察,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武定河、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 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和适夷的《世界的与民族的》便属此类。前者梳理了鲁迅所受俄国文学影响的线索,后者提出鲁迅是中国第一个把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批判地接受了进来”,“最服膺于西欧精神”“深深理解西欧哲学的‘人’——‘治人’——的精神”。 滥觞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研究成果大多是介绍型、感悟型,逻辑严谨、理论密度较强的力作并不多见。二、无论是个人的研究路向抑或整体的研究态势,均缺乏系统性,多偶一为之之作。三、比较研究的面铺得既宽又狭:鲁迅与欧洲文学的比较,已涉及到多个国家,从滥觞期的整体态势观之,以滥觞期不可避免的稚嫩性言之,应说没有局限于鲁迅所自述的对他发生较大影响的俄罗斯一国,是较宽的;但却仅仅局限于欧洲,鲁迅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日本文学同鲁迅的关系,却付阙如,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鲁迅与日本作家、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甚至“准论文”。这又是狭。四、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既与政治相关又与政治疏离。相当一批文章集中于鲁迅与高尔基关系的探讨,并且又大多从两者都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袖的角度立论,很明显,这类论文、“准论文”与政治相关,甚至连极力探寻鲁迅与尼采本质之异的文章,也以政治作为出发点;但另一较为集中的话题——“阿Q与堂吉诃德”, 却明显是从学术或者是认识审美的角度立论的。 2 1949年10月后,比较文学学科被十分荒谬地剥夺了生存权。因之,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就未能得到它所应当得到的发展。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介评文章应说不少,但它们往往仅仅是介评,尚未上升到学术研究的档次。不仅只此,这些介评文章还有相当部分属于为政治服务,如关于鲁迅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或为纪念十月革命而作,或为反击右派分子对苏联的诬蔑而作。但仍有人在十分不良的学术氛围中,挣扎着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奉献。首先是冯雪峰关于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他的《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与《鲁迅和果戈理》不独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乃至鲁迅与整个外国文化比较研究所出现的一座高峰,并且成为后来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奠基石。雪峰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背景的比较,作家创作主旨的比较,以此揭示鲁迅接受俄国文学的必然性;同时又极为重视比较同中之异,考察鲁迅创作的独创性。他们进行的是极其精辟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为一条正确的比较文学研究路向,它至今仍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发挥着作用。韩长径是继冯雪峰之后又一位在这停滞期挣扎着做出奉献的学者。从50年代末迄60年代初,他撰有鲁迅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托尔斯泰、与契诃夫、与阿尔志跋绥夫等系列比较研究论文,其基本方法与雪峰相似,但往往将鲁迅对有关作家的译介、评论与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贯穿于一,融媒介研究与影响研究于一炉。虽无雪峰高屋建瓴之势,且由时代所限,偶或可闻政治气息,但比雪峰更多地接触了具体作家作品,亦可泽被后人。还有一篇论文几被湮没:这就是苏以当的《关于鲁迅与契诃夫》,洋洋洒洒3万余言,关于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分析, 能做到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其水平当不在韩长径同题文章之下,达到了那个时代所允许达到的高度。并且由于韩、苏两文的出现,使得关于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研究终于由30年前赵景深讲演、随感式的阐发完全进入了理论研究层次,两位作家在思想倾向、创作题材、文体体裁、人物形象、结构布局、语言风格诸多方面的影响性联系与同中之异都得到了理论解说,从而使得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研究成为这“停滞期”鲁迅与具体作家比较研究中成绩最高者。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总体比较研究,除刘泮溪的《鲁迅介绍世界文艺的成绩》较为完整系统、较重理论分析外,几无力作。至于鲁迅与其他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仅有陈鸣树的《鲁迅与拜伦》算是比较坚实之作(对于鲁迅与拜伦的关系阐释得较为全面和清晰,但亦有严重缺憾:强调鲁迅疏离尼采而亲近拜伦),余则多为断篇残语,不成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