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所构成的统一体，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无疑也具有这三大要素。从文艺学的角度说，所谓经验要素乃是人们在文艺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材料和感性认识，理论要素则是从感知的经验事实中经过抽象思维而概括出的文艺理性范畴和逻辑框架，至于结构要素却是组织经验要素和理论要素的文艺科学方法。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带有交叉性质的新兴学科，由于相互依存的文艺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随着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成倍的经验要素，急待从理论上予以新的概括新的阐释，因此迫切需要从原有文艺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蜕变出一套新的理论范畴和逻辑框架，而研究内容的迅速增长和日益扩大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涵盖面更广、穿透力更强的研究方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往往是文艺社会学突破的关键（注：花建、于沛：《文艺社会学》，上海文艺出版1989年版，第88页。），也是文艺社会学方法永远充满活力的根由所在。跟随着多样化方法引进社会学的建构，形成了以特定研究方法为区分度的众多文艺社会学流派，如经验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实证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法等；而这些产生于西方的文艺社会学方法则在80余年的鲁迅研究史上都演示过、运用过，是诸多研究鲁迅的思维方法中使用时间最长、效果最佳的基本研究方法。虽然社会学方法在相当长的时段被庸俗社会学冒充过、混淆过甚至伤害过，但它在鲁迅研究中发挥的功能效用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人们清算了庸俗社会学之后仍感到它在深化鲁迅研究中不是过时之法失灵之具，而是不可取代的依然具有强劲威力的研究方法；即使那些热衷于以新模式替换老模式的鲁迅研究先锋派也在演练新法时有意无意地袭用社会学方法，或给新法以支撑或新法以补充。 文艺社会学方法之所以在鲁迅研究过程中具有持久不衰的功能和活力，粗看其原因似乎极为简单明了，但实究起来却也相当复杂而深奥。 一、社会学研究框架具有无穷威力 将鲁迅其人其文置于文艺社会学的文学与社会这两大范畴构成的互动交叉的研究框架中，不论是作为特定社会关系总和的独特文学家的鲁迅，或者是作为特定社会创造的富有独特个性的鲁迅文学精品，都可以最大程度地从人的社会根源与文学本源上作出富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阐释。“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注：魏伯·司各脱：《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鲁迅既不是那种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中国特定时代的现实社会想成仙的文学家，又不是那种超凡脱俗以“圣人”自诩的思想家，他本人及其文学创作总是执着于现实、扎根于现实、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虽然视鲁迅及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既是社会之果，也是社会之因”（注：魏伯·司各脱：《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似有直线思维之嫌，然而它却揭示出鲁迅其人其文与特定社会的最本质的联系。正因如此，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应是推进鲁迅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当不少学者在“文学→社会”这个总体框架制导下以不同的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模式把鲁迅及其作品作为中国特定社会变革运动或文化思想启蒙的产物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时，而一批锐意创新的青年学者则试图摆脱鲁迅研究的各种社会学研究模式，即拒斥鲁迅作品是主观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的理论框架而视鲁迅作品是鲁迅精神主体的产物，于是将鲁迅作品研究纳入“文学→精神”的理论框架，首先从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研究鲁迅精神结构的独特性，然后再探讨鲁迅作品的独特性。这种研究模式较之社会学研究思路是着力突出鲁迅的精神结构，主要从西方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文化冲突中论述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认定“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注：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正是鲁迅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主体意识决定了鲁迅文学作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完全把鲁迅的精神主体与作品的思想意蕴等同起来，作品不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而是作家主体精神的载体，否定鲁迅作品的客观现实性。这种研究模式对鲁迅精神结构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拓展，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鲁迅的精神主体与其作品思想意蕴并非完全同构，文学创作也不是由精神主体完全决定的，文学作品虽然是鲁迅以主体意识为导向创造的，但精神主体面对文学再现或表现的客观对象是要受到社会现实本身的规律制约的，甚至这种制约是不可抗拒的，并非只靠作者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特别鲁迅创作的直面现实人生、直面残酷现实、直刺社会痼疾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杂文，其思想意蕴和价值内涵与鲁迅的复杂精神结构更不是完全同质同构的。因此，诚然从鲁迅精神主体切入鲁迅作品研究是个有深度的思维模式，然而完全舍弃社会学研究模式，至少对鲁迅作品深刻复杂的内涵不能从社会角度进行勘探，作出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二是鲁迅的精神结构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仅仅从西方文化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来寻找文化思想根源还是不够的，只有紧密联系半个世纪鲁迅所经历的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才能从根本上开掘出鲁迅精神结构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独特性而不具有那样的特异性，之所以选取了西方这种思潮而不是那种思潮、之所以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而不是那种文化传统的社会根源，离开了中国特定的社会实践或现实人生只在中外古今文化意识层面来探究鲁迅独特而复杂的精神结构，将会给人以无根之木的空中楼阁的浮游之感；况且鲁迅创造文学既是为了改造人生为了思想启蒙更是为了超越现实中的自我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并不单单是定型的主体精神的外射。因此从逻辑程序来看，不是先验性地把握了鲁迅独立的精神结构然后方决定其作品的独特性；恰恰相反，正是研究了鲁迅大量作品才从中发现并概括出鲁迅精神结构，如果不以作品为鲁迅精神主体作实证，那鲁迅的精神结构的确立就失去了坚实的依据。“因为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是由他的作品所规定的，而他的作品不是他对自我现状的描摹和复制，不是自我一切现实行为的辩词，而是他对现实和现实自我的超越方式。现实的鲁迅是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承认传统伦理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本质所在。”（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三是虽然我们承认鲁迅的文学创作算是那个特定时代完全个人化的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即使“遵命文学”的表白也没有约束他以自由心态进行写作，使其精神主体得以尽情的挥发；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个人性的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鲁迅的精神主体和创作心态总是同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生产和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社会心理或隐或显地联系着，致使鲁迅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邃丰厚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意识既渗透着个性主体意识又含有群体意识和人类相通的情感因素乃至带有普泛性的宇宙意识；并不仅仅如此，其作品还是现实的或历史的社会生活、人生境况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相互融合的客观意识的结晶。鲁迅作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总体上展示出现实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内外宇宙的生动丰富而又深不可测的全面形象，将历史的深邃感、逻辑的深度感、哲学的高度感和审美的悲剧感熔为一炉。研究方法既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技巧又是理解文学研究对象的策略，但这种技巧和策略是以一定的原则原理作为理论根据，文艺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已创建出种种理论范畴和研究模式以及价值标准。面对着鲁迅文学创作这个博大精深的审美实体，研究者以不同的研究模式和原则原理为准绳进行解读，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术景观值得庆幸；但是我坚信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思维方式将是不可忽视的永远充满穿透力和冲击力的有效的研究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