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曾一度引发过广泛且持久关注的“山药蛋派”，的确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审美现象。从今天来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从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山药蛋派”，已经获得了进入“经典式”研究的可能。不论是从“史”的角度进行价值定位，还是在“领域范畴”进行现象描述，都为研究者的结论趋向“科学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历史的价值定位，总是从对历史的客观性清理中开始的。本文就试图完成这个基础性工作。 一、命名的“夹缠” 在各种研究文章中，把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主将的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已是无争的事实。人们在使用它时，已是广泛认同基础上的无可怀疑的确认。无论是在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中，还是在研究其他几位作家的文章中，凡是从群体意识角度来论述“山药蛋派”创作时，都有了以下的共识：首先都认为这一流派产生于五十年代，并可以上溯到四十年代中期，繁荣期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其次认为这一流派的旗手是赵树理，主将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再次认为，这一流派有其传人，这主要是指在五十年代走上文坛的山西乡土作家群包括李逸民、杨茂林、韩文洲、谢俊杰、义夫等人，并且这一流派在新时期初期还有影响，如在韩石山，张石山等人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至于这一流派的特色，风格的认识则有着更多的共性：清一色的农村题材，并且以山西乡村生活为主；紧扣时代发展，在反映“新人”面貌的同时，擅长于“中间人物”的性格刻划；追求通俗性，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风格质朴，常带“土”气等等，这些都说明：这一创作群体，就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看，确有其鲜明的特性。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探讨这一流派的生成过程中都普遍认识到，这一流派在形式上并没有共同宣言，也无创作上共同遵循的纲领，更没有所谓成立时间，“派”性是在长期创作中逐渐形成的——“流派”意识并不是产生在创作主体那里，而是接受者感受的结果。由这一特性，研究者又引申出这一流派构成因素的许多结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作家的特殊身份（农村识字人），他们对文学价值认识的特殊环境（战争环境），毛泽东“讲话”精神对解放区艺术发展的定位和特殊时代里人民大众对文学的特殊要求等，是这一流派形成的主导性因素。 以上情况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是寄植在上述这些普泛性的共识上面的，并成为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有概念。 然而，对这一群体的“流派”命名，却颇多曲折。甚至到今天，人们依然难以溯寻“山药蛋派”这一命名的起始，几乎所有的著述都语焉不详。所以常常出现对这命名的“质疑”或试图以别的称谓来概括的情形。（注：刘再复 楼肇明：《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新文学论丛》1979年2期；戴光宗：《山药蛋派质疑》《山西文学》1982.8期；）这一点也表现在以吸纳研究成果见长的诸多现代、当代文学教科书中。我认为，这些至少说明对这一流派的认可存在分歧。原因也许是五、六十年代，对这一创作群体进行研究的人们，还没有具体的、自觉地的“流派意识”或理论性“群体”辩析认识。这就无怪乎到了新时期的八十年代，对“山药蛋派”还有“介绍”、“且说”、“再说”、“再思考”、“也说”、“质疑”、“质疑的质疑”等等热闹的讨论了。（注：这些文章包括：宋撰、化木《介绍山药蛋派》《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2期；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1979年11月；《再说山药蛋派》《山西文学》1982年12期；艾斐《对〈山药蛋派质疑〉的质疑》《山西文学》1982年10期；锦园《也说山药蛋派与艾斐商榷》《文学报》1983年10月6日； 戴光宗《关于山药蛋派再思考》《宁波师专学报》1983年3期；） “山药蛋派”这一提法始于何时，多年来人们似乎一直是语焉不详。1979年，刘再复等人发表了《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李国涛发表了《且说山药蛋派》，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持续几年的探讨与争论，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从此，山药蛋派连同它的名称，得到文艺界以及广大读者的普遍认识。（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有说服力的是朱晓进先生在其专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所表述的： “‘山药蛋派’起源于四十年代中期。1942年以后，赵树理首先发表了一批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色彩的作品，当时同在山西的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在赵树理影响下，也写了具有大致相同的特色的作品。这批作家在建国初曾一度分散，但五十年代中期又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回到山西工作，并且不断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从而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将这个流派命名为‘山药蛋派’，正是抓住了这个流派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浓郁这一共同的特色。山西盛产山药蛋，五十年代末，《山西日报》曾登载文章宣传山药蛋的种植、特性以及它在山西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食用方法等等。几乎是同时，《文艺报》在1958年第十一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将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作为一个群体作了总的评述介绍。也许是巧合，后来就有人将‘山药蛋派’作了这一文学群体的名号。”（注：本书1995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