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三十年代是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鲁迅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大旗树立在了中国的文坛上。那时，他是一个人。到了二十年代，小说的作者就多了起来，但他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表现的范围不出青年知识分子所能够感知的范围，并且主要停留在青年知识分子感情和情绪的自我表现上，即使是写实的，其意义也在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所提供的经验世界里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而小说，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较之诗歌、散文、戏剧能够提供给读者更宽广、更丰富的经验世界。狭小感是与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要求所不容的。 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化分裂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因其不同的政治态度而被分裂为左、中、右三个阵营，因而过去的文学史家也把这个时期的小说分为三派。但是，那时三派知识分子的分歧在于政治的态度，兼及于文艺的思想主张。在这两个领域，他们交火，他们吵骂，但这却很少发生在小说的创作上。在小说的创作上，他们的交叉胜过斗争；他们的融合胜过分裂。细心的人完全能够看得出，在三十年代，那些最左的与最右的，都不写小说。周扬不写小说，梁实秋也不写小说。写小说的、特别是写出好的小说来的人，都把自己弄不那么体面，那么严肃，那么左或那么右。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光右翼说不好，左翼也说不好。诗歌、散文都可以只露半边脸，而小说不行，小说要露整个脸。他们取的姿态不一样，有的面向左，有的面向右，但却都不是只有右眼或只有左眼。因此，我想换一种方式叙述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即把各种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派别并列地排列出来，然后再综合考察一下这个时期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发展动向。 一、茅盾的社会写实小说。 茅盾的小说是在左翼文化阵营中涌现出来的，但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则是二十年代叶圣陶社会写实小说在三十年代的自然延伸，也是他自己二十年代文艺主张的具体实践。但茅盾的社会写实小说与叶圣陶的社会写实小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叶圣陶注重表现的是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一些现象，并以这些侧面和现象的描写揭示社会的不平等、不合理，而茅盾则自觉地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出发，意图表现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来；叶圣陶主要是一个短篇小说家，茅盾则主要是一个长篇小说家；叶圣陶更以写短篇小说的形式写长篇小说，茅盾则更以写长篇小说的方式创作中短篇小说，因而他的短篇小说更像长篇小说中的一章、一节，其短篇小说的特征是不明显的。较之叶圣陶，他更注意外部世界的细致描绘，更注意在人物的上下左右关系中刻划人物、塑造典型，因而较之叶圣陶的小说更增加了客观性的色彩，人物的复杂性也有所提高。但是，茅盾的小说仍然不同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西方的现实主义小说是让社会现实自己说话，而茅盾的小说则是让社会现实替自己说话。他的目的意识更明确，更单纯。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人，但他却描写了贵族阶级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过程。茅盾则不同，他同情农民，同情劳苦群众，他的小说展示的也是农民阶级走向反抗斗争、走向光明前途的过程。但在这里，他的小说就有了一种内在的龟裂感，虽然在理性上难以觉察，但在审美感受上还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他的小说有一种举重落轻的感觉，即小说提出的矛盾异常深刻重大，对矛盾的描写也很细致深刻，但到小说的结尾，其解决的方式则显得太单纯，太匆促。缺少应有的力度。例如他的《农村三部曲》，《春蚕》写得很有力度，因为它是展开矛盾的，是写“曾有的”，但到了《残冬》，力度就不够了，因为它是解决矛盾的，是预示“将来的”。它的解决矛盾的方式表面看来是真实的，但却没有真正地解决《春蚕》、《秋收》中实际展开的矛盾，而是给予了一个虚幻的解决方式。小说展开的矛盾是传统农业经济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它要通过自我的现代化发展寻找新的出路，革命解决的是政权问题，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茅盾在小说中实际展开并真实具体地描写的这个矛盾。他用革命掩盖了它，并造成了一种虚幻的光明感。读者在现象上不能不接受这个结尾，但在内在的感觉上却不能不拒绝它，从而产生一种有缺失的感觉。因为他更重视经验世界的细致刻划，缺乏必要的主观干预，所以他的小说在情节的推进上比较缓慢，细致有余，热情不足，令人读起来有一种滞重感、平面感。 茅盾最早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的短篇小说，更多地表现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主题，而后来的《水藻吟》则保留着更多自然主义的思想倾向，它更有可读性，也更有短篇小说的艺术特征，但代表他对小说艺术的独立追求的，还是像《农村三部曲》这类社会历史感更强的作品。重视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是茅盾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一大贡献，虽然他没有做到充分的艺术化，但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二、东北作家群的荒寒小说。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的，那时的白话文运动和思想革命的主张都不具有特定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特征，但一种文化一当进入具体的实践过程，它就有了个体创造者的特征，因为任何人也不可能脱离开他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解并运用新的文化成果，而这个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彼此就是不相同的。中国自宋以后，文化逐渐南移，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开放过程中，南方知识分子发挥了为北方知识分子所不可比拟的巨大作用。相对于北方，南方文化更加发达，经济相对繁荣，气候温暖炎热，山川秀美，但也正因为如此，南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是从生产者阶层独立出来、较少承受直接的生存压力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文化也是从人类的生存斗争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文化，它集中在才、情两个方面，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己整体的文化观念。而到了北方，特别是东北这块荒寒的土地上，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那里，气候的寒冷，条件的恶劣，使生存的压力成为人的主要的压力。它没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即使知识分子，首先感受到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压力，受的也是基本生存技能的训练，生存意志则居于人的意识的中心，在北方，一个没有缚鸡之力的儒雅书生是被人嘲笑的；在南方，一个不知诗书的壮汉是被人瞧不起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南方文化建立在更适于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上，但近现代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又把北方文化的重要性加强起来。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之处，正在于他在南方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基础上，进而思考的是中华民族现代生存的问题，并把南方文化的才情观念重新纳入到人的生存意志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他的小说，从外部看不像北方文化那么硬，但从内部看，又绝不像南方文化那么软。但到了二十年代，由于南方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使南方才情性的文化得到了片面的发展，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主调，鲁迅小说中那种生存意志的内涵被大大冲淡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仍然是在二十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用自己的才情观念看待革命，从而为左翼革命文化埋伏下了严重的危机。鲁迅对东北作家及其创作的重视，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真正属于生存意志的因素，这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实际上，这个群体既受到左翼外南方知识分子的轻视，也受到左翼内很多南方知识分子的轻视，只有鲁迅才给了他们实际的支持。如果说南方文化更是一种软性的文化，北方文化则是一种硬性的文化。一个民族缺少了软性文化是不行的，但只有软性文化也是不行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北方硬性文化的特征。美国有“西部文学”，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西部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