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0766(1999)06-0048-06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宏观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学界把晋察冀诗人群当作一个诗歌流派，即晋察冀诗派，是不合适的，因为晋察冀诗派只是解放区诗歌群体——延安诗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其分别出去，没有多少道理（注：《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第143页。）。笔者以为，这个判断缺少史实基础，因对解放区诗歌的群体构成不甚了解，推断欠科学。我们知道，形成流派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在众多的因素条件中，对流派形成起根本作用的是诗人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和接受的诗论观念，二者决定着诗人们相似的追求目标。从现有的史料分析，晋察冀诗人群形成一个诗派的基本条件完全具备，特别因为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产生政策效应之前形成的早期解放区诗歌群体，而不能笼统将其与解放区其他诗群合并起来，简单地归诸于所谓“诗歌目标追求基本一致，美学观互相渗透，著名诗人艺术风格相似”的“延安诗派”（注：《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第143页。）。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述。 一、晋察冀诗人群形成的时空特点 魏巍编《晋察冀诗抄》（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是从57位诗作者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写的千百首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实际辑录了38位诗人的作品。从创作时间看大都集中在1938年至1943年前后。田间自述他抗战以后的新诗创作高潮期出现于1937年至1943年（注：田间：《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载《诗刊》1958年第1期。），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正是诗人们陆续前往晋察冀工作、战斗的时间。其大概情况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员田间、邵子南、 曼晴、 史轮等在1938年初到延安，同年底到晋察冀，其他诗人大多在1938年到延安，当年或1939年奔赴晋察冀边区。史轮、陈辉、雷烨、军城、任霄与劳森等晋察冀活跃的诗人们，牺牲或病逝于1943年前后。而边区当时最有影响的诗刊《诗建设》，从1939年创刊到1943年停刊，也正是存在于这个时期。晋察冀诗人群产生于抗战初期至相持阶段最艰苦的日子，成为解放区早期著名诗派，时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笔者看来，促成晋察冀诗派产生的文化土壤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晋察冀作为抗战初期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与延安地区和其他边区是有所区别的。它包括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北，以及平北、冀东、察哈尔、热河等广大地区，包围着北平、天津、保定等战略要点。这样，在整个敌后方，“敌人占据着大小城镇，我们占据着广大乡村，敌人围困着我们，我们也围困着敌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复杂的，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犬牙交错的战争”（注：魏巍编：《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战争环境的风云突变与异常惨烈，使诗人创作的心态更切近现实的需要和个性化的习惯表现，区域外的文化影响甚至政策规范，因为战事频仍而相对推迟。第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使边区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老百姓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第一次尝受了民主的雨露”，“到处是一片新生的气象，战斗的气象”（注：魏巍编：《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令诗人们大为感动，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人民战争的生活体验，极大地激发了诗人们创造的热情。魏巍回忆说：“尽管战争频繁，生活艰苦，有时连桌子、凳子也没有，肚子也不太饱，可是写诗的劲头倒是大得很，简直是充满了诗的灵感。”（注：魏巍编：《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特殊的时空造成了晋察冀诗人群在新诗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同时，保留下更多的个性色彩，在民族风格等等问题上，“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总的方面看来，还做得不够”，“诗歌运动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来做”（注：魏巍编：《晋察冀诗抄·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总之，知识群体的特征依然是晋察冀诗人群的主体面貌。解放区诗歌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除自觉服从政治任务的需要、紧密配合斗争的共性之外，晋察冀诗人群的创作无意留存的知识分子创造个性，使之具有从一个诗人群演化为一个流派的潜在动力。 二、晋察冀诗人群的结构层次及其创作的主要特点 晋察冀诗人群以创作新诗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内部存在三个社团组织：第一是成立于1938年，以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邓康、方冰等诗人为主要成员的、下属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战地社，有田间、邵子南主编的诗刊《诗建设》，发表创作、评论并出版诗集。第二是成立于1938年底的铁流社，以东北干部队的文艺工作者钱丹辉、兰矛、叶正萱、魏巍、陈布洛等为主要成员，办有丹辉主编的诗刊《诗战线》，发表创作、评论并出版中外诗集多种。第三是晋察冀诗歌工作者成立于1941年7月的学术组织晋察冀诗会，田间为主席，田间、邵子南、 魏巍、陈辉等为执委，有诗刊《诗》（注：《晋察冀文学史料》第93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还有影响相对较小的《边区诗歌》、《新世纪诗歌》等诗刊。晋察冀诗人群从流派角度看由三部分诗人构成：风格独特的著名诗人、青年诗人和评论家兼诗人。田间是晋察冀诗人群事实上的代表人物和核心诗人。就创作而论，田间前往晋察冀之前已是海内外知名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得到创作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公认。胡风在《给战斗者·后记》（注：《胡风评论集》中集。）中，曾仔细分析了田间初期新诗风格流变的阶段特点，认为他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后，“能够拥抱了具体的人物或具体的生活事件底精神境界”，所以写出了表现群体精神动态的报告诗（如《人民底舞》）；当田间面对一个社会学范畴的集体存在时，他就写出了《我们回到哪里去》这种形式的大众合唱诗；而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具体人物时，诗人写出了和传统意义不同的叙事诗（如《她也要杀人》）。随后，由于深入晋察冀社会生活的高度突击性，诗歌对象的日常生活化，加之宣传工作理念号召的要求统一，田间创造出个人的街头诗形式。当主观战斗精神要得到更日常化的表现时，小叙事诗成为诗人初期所追求的歌谣力学的“变质结果”，然而“在美学的意义上说，这是溶合了诗人所创造的一切形式底优点的，虽然不能也不会作为对于那些形式的否定。”（注：《胡风评论集》中集第454页。）对晋察冀的战斗生活更加深入之后， 田间开辟了纪念碑式的大叙事诗，写出了长诗《亲爱的土地》和《铁的兵团》。事实上，田间在延安，特别是在晋察冀的诗歌创作形式上的每一步发展，都造成了实际的影响，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晋察冀的青年诗人居绝大多数，其中十多位的诗集正式出版于建国之后。例如曼晴的《曼晴诗选》，方冰的《战斗的乡村》、《飞》，徐明的《鱼水情》，丹辉的《丹辉诗选》，邢野的《鼓声》、《大山传》、《王二小放牛郎》，章长石的《栽柳集》，张克主的《战士的诗》，王炜的《小溪之歌》，远千里的《三唱集》、《古巴速写》，玛金的《出发集》、《彩壁集》，魏巍的《雨年》、《黎明风景》、《不断集》，蔡其矫的《回声集》、《回声续集》及《涛声集》等多种。除 6位牺牲或病逝在战场的青年诗人之外，还有几位后来因服从工作需要、较早离开诗坛的青年诗人，如邓康、于六洲等。这些风格形成中的青年诗人们，对田间的新诗形式及其个性化的创作特别感兴趣。臧克家先生说：“田间诗的形成，在抗战以前写《中国农村的故事》的时候就采用了的，到了抗战以后，这种短促的鼓点似的节奏，因为配合了内容的战斗情绪也就运用得更加成熟，成为一个创造性的形式了。这种形式，对于民族诗歌传统和一般读者的习惯说来，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对于中国语言的法则和人民‘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是有着距离的。”（注：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载《文艺学习》1958年第3期。 ）刘西渭先生认为田间抗战初期的新诗形式带有很重的知识分子趣味，与其张扬的大众化创作主张有相当距离：“诗人虽说在年月和工程的进程之中逐渐接近他的企图：‘我们的歌颂人民能得多了解一点，多欢喜一点，就是诗歌平民化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多进步一点，多得一点效果，也多证明一点文学大众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词汇和他的形式是文人的，属于白话，是前进的，却不就是如他所希冀‘大众化’的。”（注：刘西渭：《诗丛和诗刊》，载《文艺复兴》1947年第3卷第1期。）晋察冀的青年诗人们，对田间新诗创作形式的借鉴，也许正因为他们感悟到，田间的新诗“接近马雅考夫斯基，采用他的节奏，放弃他的韵脚，正如一般欧美的现代诗，不协韵，追逐内在的节奏”（注：刘西渭：《诗丛和诗刊》，载《文艺复兴》1947年第3卷第1期。），是可以即刻效法的中国诗人的创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