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623（1999）05—0044—08 一 1949～1999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跟随着人民共和国建设步伐前进。面对千千万万“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界一再讨论它的教育性、儿童性。但是，儿童文学观取决于儿童观，而儿童观能趋于正确，在于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56个民族兄弟般和睦共处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年，封建意识根深蒂固，造成各民族事务上的不平等很难消除。因此，是否能够深刻地认识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 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发展的逻辑，有着不同于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特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主要不是自身文学现代性因素长期积累的一个自然结果，而是社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和外部现代化的强烈刺激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和选择。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担当起了时代启蒙和塑造民族性格的重任。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从旧时代走来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还是立志于儿童文学的年轻作者，都在一种改造思想、建立新的人生观的时代氛围中，以革命的、自信的文化心态，希望创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于是，新老作家都以绚丽的笔触描写解放了的新社会，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的人和新的世界，如张天翼的儿童小说《罗文应的故事》、袁鹰的散文《丁丁游历北京》、严文井的童话《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秦兆阳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等。从20年代以来就以描写母爱、童心著称的冰心也写出了风雨困难压不垮的《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和显示新时代少先队员心灵的《陶奇的暑期日记》等作品。而曾被鲁迅先生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辟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叶圣陶，也写出了异常清新浪漫的散文《一个少年的笔记里》和富于童情稚趣的儿歌《小小的船》、《金鱼》等。新中国初创时期至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小百花园里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万紫千红的新气象。革命胜利后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对人民共和国未来展望的无比激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很快受到了新的时代条件的挑战。首先，由于当时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并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和“一边倒”的口号，就使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无条件地倾向于对苏联儿童文学的借鉴。一段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确像小弟弟般地跟着苏联儿童文学亦步亦趋。《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被称作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袁静的中篇儿童小说《小黑马的故事》也与班台莱耶夫的作品有许多相通之处；任溶溶的儿童诗如《爸爸的老师》、《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中的取材、表现，也与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十分相近。如果说，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实施着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借鉴的话，6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失望，则导致了全面的闭关自守。像社会生活中的其它各领域一样，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狂热地主张自力更生的时期。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都在反帝、反修的浪潮声中被当作洪水猛兽拒之门外。对外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阻隔，同时也就导致了对本国儿童文学创造性的长期遏制。“文革”十年，儿童们除了跟大人一起看样板戏，便是看革命儿童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其次，对“文艺为工农兵”、“文艺为政治”口号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儿童文学作家们同样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深入到工农大众生活中去，因此有了许多描写革命儿童与乡村儿童的优秀作品，如刘真的儿童小说《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胡奇的《小马枪》、《海防少年》，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任大霖的《两个小渔夫》，任大星的《双简猎枪》，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杨啸的《小山子的故事》等。而当历史要求作家们将这些具有现代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向更广大的乡村牧区小读者推广时，又必然地有儿童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提出。因为我国少数民族多聚居于边陲的乡野草原。那里的儿童受教育的状况普遍低下，因此，当儿童文学作家们继续寻求现代化途径时，不仅需要关注和拓展儿童文学的民族化，还需要开拓中国儿童文学大众化的前途，也就需要从民族本土文化中汲取文学的养分。一段时间内，有不少以民族民间文学为素材作改编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阮章竞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一些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时代赋予的使命，开始创作表现本民族儿童新生活新思想以反映民族新面貌的作品，如蒙古族敖德斯尔的儿童小说《小冈苏赫》，彝族苏晓星的《阿爹与荞荞》，布依族江农的《血染山茶寨》等。汉族作家们也细心地描写自己所熟悉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并着意于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如胡奇的反映藏族少年儿童生活和西藏地区伟大变革的短篇小说《小扎西》、中篇小说《五彩路》；季康的描写瑶族孩子蒙帕的善良、聪明、会画画的天才以及进了农业学校想要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幻想”的小说《蒙帕在幻想》；孟左恭的叙述蒙古族儿童阿尤勒反抗王爷、管家的《草原的儿子》等等。正是这样，50年代至60年代初，被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但，不能不看到，这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往往过多地为政治所左右，以致在题材选择、手法运用等方面都受到一种无形的束缚。 “文革”的发生和它所造成的结果，在全社会引起很深的震动，更引起中国儿童文学界深沉的反思。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儿童文学作为社会思潮的生动具体的表现，十分活跃和突出，它因此能够突破历史模式，获得新的创造力。与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叶的那个黄金时期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已由长期以来的专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视角；由对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的要求，转向多样的审美功能的需要；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法的局限，出现了创作方法多元状态的变化；那种直露的、直奔主题的创作方式被摒弃；随着整个国家向外部世界开放，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也从向外部世界张看而开始其艰难旅程。当然，长期捆绑后的迈步，尚无大的胆略和气魄。刘心武在短篇小说《班主任》中虽然透露了这一代少年期盼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的愿望，却只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主张可以坦率地阅读在西方文学中其实并无什么地位的小说《牛虻》；虽然透露了变革的愿望，也只是谨小慎微地通过对一个很平面的少年人物形象——谢惠敏的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否定来达到。但由于我们长期视西方文学为资本主义文学而把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一律拒之于门外的缘故。正如刘心武同志在《近十年中国文学的若干特征》一文中所说：“它却使身处废墟上的中国读者感到振奋，因为它朴素地呼出了‘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和‘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的共同心愿。”这“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其实就包含着对现代意识再一次的殷切呼唤，而“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则隐含了对外国儿童文学观念、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肯定。初期的肯定虽然是小心谨慎的，但国门一旦打开，这种肯定必然顺乎潮流地衍变为对外国儿童文学的更大范围的借鉴。短短几年里，人们不仅在梅子涵的短篇小说《走在路上》和《蓝鸟》中看到了西方意识流和荒诞派作品的影子，而且在同一作者的小说《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和张之路的小说《暗号》中捕捉到了“黑色幽默”的气氛；不仅在彭学军的《染屋》、曹文轩的《古堡》、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中找到与西方象征主义小说之间的某种联系，而且可以在班马、金逸铭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80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对外开放是全面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宽容、开放的现代气息和现代精神降临于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有意思的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派手法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时间内在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花开花落了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