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的总体风貌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国后17年的文学。17年的文学在五四文学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它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奏凯歌，也一同经历风风雨雨。由于散文取材广阔，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表现方法灵活自由、不拘一格，被认为是“一种能够迅速反映多种多样题材的极为合适的样式”，甚至被称为“文艺上的轻骑兵”。因此，它在迅速反映现实和直接配合斗争方面，都发挥了自己的功能，同时又最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弱点和时代的局限。 建国之初，散文创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通讯、特写方面。首先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等。接着是反映经济建设的《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初集”、“二集”，选录了由建国至1954年全国各主要报刊上的优秀文章。由于通讯、特写的兴旺，1955编选的全国第一部《散文特写选》中，属于通讯、特写的占了绝大多数，仅有几篇可以称作散文的，都带有明显的通讯、特写的味道。1959年，编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时，散文卷仍用《散文特写》这个书名，属于散文的虽然比第一本《散文特写选》增多了，但通讯、特写仍占了大多数。严文井在“序言”中认为这本《散文特写》描写的天地广泛了，题材扩大了，思想感情丰富了，趣味提高了。尽管这些作品题材和风格很不一样，可是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都是共同的，大体上都可以叫做光明的赞歌。赞颂工人、农民、战士和其他各种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了他们的斗争和劳动，意志和理想。这说出了这个时期散文特写的主题和基调。 以抒情、叙事相结合的散文小品，比之通讯、特写是兴起得较慢的。直至1956年才出现第一次的高潮。它的标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散文小品选》。这本选集反映了1956年我国文艺界的一个好现象：散文小品多起来了。这是因为我国由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国后经济有了发展，社会趋于稳定；1956年5月，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长期、基本方针；逐渐形成一种自由、宽松、活跃的局面，散文小品就这样冲破僵局，从三、四十年代以来散文的通讯化转向对五四散文传统的复苏，从以大众为主体的战地报告转向以个人为特征的散文小品。 第二次散文高潮是在1961年。从1956年第一个散文高潮过后，中间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修”和三年经济困难。1960年底，针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文艺八条”，纠正“左”的文艺思潮；使国民经济慢慢复苏，政治气氛有了缓解。各种报刊也大量刊登散文，甚至《红旗》杂志也刊登散文作品。在这样一种调整的总情势下，散文创作出现活跃的局面，形成了第二次散文高潮。 标志着第二次散文高潮的创作成就，首先是1961年散文选《雪浪花》，接着是1959—1961年的《散文特写选》。这两本散文选集里面的作品，经过几十年历史烽烟的考验，现在看起来都是当代散文的精品，例如刘白羽的《红玛瑙》、《长江三日》，杨朔的《雪浪花》、《茶花赋》，秦牧的《花城》，曹靖华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冰心的《樱花赞》，巴金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袁鹰的《戈壁水长流》，何为的《石匠》，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于敏的《西湖即景》等。正如川岛在《雪浪花》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些作品“标志着历史进展和文学进展中的里程。” 川岛和周立波在编选作品中，准确地把握了每个作家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艺术风格，并指出当代散文发展的潮流。川岛指出散文的总体风貌是作家“自我”意识和散文文体意识增强了，“以自己的创作手法和精心的艺术安排来抒写个人的感受和期望”。周立波认为“刘白羽同志是新生活的热情的颂赞者。他喜欢使用灿烂的颜色，抒情的调子，描绘祖国雄伟的山河和英雄儿女”。杨朔是“努力独树一帜的作家”，“善于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现当前的生活”。“然而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痕迹”。秦牧是富有“奇妙的想象”和“丰富的知识”“他写哪个主题，就拥有哪一范围里的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知识”，周立波特别指出秦牧并不追求诗意，而“依仗的主要是理性的诉说，描绘似乎少了一些，藻饰也应添加一点点。”这样就把被称为当代三大家的刘白羽、杨朔、秦牧的风格与不足概括出来了。周立波还以《西湖即景》和雨中登泰山》为例，针对当时对于带有闲适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存在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些篇章“看去好像只是一幅烟雨迷朦的水墨画，别无深沉涵义”，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吗？“我想也是需要的……在斗争里，工作间，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须有一些调剂。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的佳作，也都想望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这对散文理论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为散文的一个重要部类——杂文，它的发展是最为缓慢和受挫的。 它只是在1956年，也就是随伴第一次散文高潮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出现过。1956年的《散文小品选》中选录了一些篇章。如巴人的《况钟的笔》，通过历史上的况钟三起三落的用笔过程，说明了要在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两支笔中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需要大勇气、大智慧。秦似的《比大和比小》，批评了当时“上面要大，就来比大，愈大愈好”，“上面要小，就来比小，愈小愈妙”的弄虚作假之风，感叹“要真做到‘实事求是’，到底仍然不太容易。”金绣龙的《何必言和》，把那些只讲“觉悟”、“积极性”，不管群众实际利益的清谈家称为“新儒”，质问“他们究竟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怎样宣传社会主义的？”这些作品都相当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可惜，这样的杂文很快就被打为反党“毒草”而铲除了。到了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散文高潮的时候，有邓拓的《燕山夜话》、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多为知识性、趣味性的随笔，即使有些杂文，其锋芒亦已大减，作者也因之在“文革”中首当其充，惨遭横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