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几何时，小说作为一种深受读者青睐的文学样式，在文坛上可谓一枝独秀，占尽风光。远的不说，仅以本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为例，一批优秀作家以其出色的小说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坛赢得了空前的繁荣，也使小说这种文学文本自身所潜在的审美、认识、娱悦、联想等丰富的阅读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以至即使过了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会对那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家作品能够保持着清晰的记忆。如军事题材，我们会想起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如农村题材，我们会想起郑义的《老井》、《远村》，以及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李顺大等鲜活的农民形象；如知青题材，我们会想起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如伤痕文学，我们会想起卢新华；如寻根文学，我们会想起韩少功；如右派文学，我们会想起张贤亮；如大墙文学，我们会想起丛维熙……那一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如一支支带响的弓箭，不仅划破了沉寂多年的文坛，而且时常能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强烈的轰动。像王安忆、梁晓声等许多的作家，都是凭借一篇小说就登上了文坛，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当时社会的认可。小说的功能，在那一时期，似乎一下子发展到了极限。 然而，时过境迁，自从文学的轰动效应失去之后，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落千丈。先是“诗歌热”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降温，随之而来的是一直呈“风景这边独好”态势之下的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这种现象，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还仅仅是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末的今天，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不争事实。 二 纵观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觉，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在数量上依然表现为空前的繁荣，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产量之多，令人惊叹。其次是作家队伍依然表现为十分庞大，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扬名于文坛的一批作家，（当然，还有更多的一批曾经是风云人物的作家已经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新生代”，再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群，（这批作家以女性居多），一茬又一茬的文学新人，如雨后春笋，争相涌现。因此，如果单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的作家队伍，一时并无后继无人之虞。遗憾的是，如此庞大的作家群体和如此之多的小说作品，却未能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精品之作，以至即使有一些称得上是精品的好小说，虽然问世了，也被淹没在众多的平庸之作的汪洋中，因而，很难进入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幸亏我们的电视电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弥补工作。拿江苏作家苏童来说，这位如今在文坛上已显得很走红的青年作家，早在1983年当他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生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时，就已在令全国文学青年瞩目的文学重地《青春》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毕业以后，他先在一所高校工作，后来又十分幸运地调到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钟山》杂志社当编辑。这期间，他已经发表了大量的小说，但对外界来说，知道他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被电影导演张艺媒相中，并被改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公映，苏童这才名声大震。当然，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来。如安徽作家陈源斌，直到小说《万家诉讼》被张艺谋改成电影《秋菊打官司》，才名声鹤起；西部作家施祥生，直到小说被张艺谋改成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才广为人知。再如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生活》。其实，这两部小说在文学圈内早已久负盛名，但在社会上的反应却十分有限。直到相关的影视播出之后，才重现了小说被人们争相传阅的昔日风采。纯文学创作是这样，通俗小说也不例外。金庸的《天龙八部》算得上是公认的经典吧，但最终还是靠并不高明的电视剧炒得沸沸扬扬，家喻户晓。对于这些，我们自然要感谢影视导演的慧眼，因为他们的发现，能使我们更多的读者有机会和理由重新回过头来去阅读小说原作。但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即将有十个甚至上百个张艺谋，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又能给小说的繁荣带来什么呢？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性很强的文体，其产生的历史远远悠久于电影，千百年来，它一直靠自身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今，如果一味地仰仗另一种传媒才能得以广泛传播，或者干脆成为它的附庸，作家一门心思为瞄准影视而进行创作，这不能不说是小说自身的悲哀。 那么，小说自身的价值怎样才能得以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小说家，又走入了一个误区，即：试图靠包装取悦读者，赢得市场。出版社往往也乐意为推出的所谓“精品”不惜代价进行大肆宣传，其结果，使这种所谓的“精品”往往成了“皇帝的新装”，让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也跟在后面一味地叫好，并以此为时髦，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讹传讹的不良风气。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南京最大的新华书店，想购买几本近期的文学书籍，其中，有一本约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这本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写有这样几句话：“对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九年这一时期而言，没有比这部小说更值得纪念的杰作了。”就冲着这句话，我不假思索地花了十八元钱买下了这本小说，并且当晚在灯下就阅读起来，只是读着读着，我怎么也进入不了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环境中。我担心可能是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便又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又看了下去，一直读了十多页约一万字了，仍不知书中所云，便再也无法卒读了，只好把书扔在一边，同时，内心升起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作为一名读者，我不禁要问：一部小说刚刚问世，还没有接受时间和任何读者的检验，怎么就可以称之为杰作？难道由出版社轻易地贴上一个标签就算数了？须知，文学一旦过分依赖宣传，就必然要以丧失文学特性和作家自我为代价。如果细细地追究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它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主体人格的丧失和迷失所致，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有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已丧失了它应有的功能，因而只好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 事实上，类似这种人为炒作的情况在出版界可谓屡见不鲜。1998年，有一部被出版界炒得沸沸扬扬的小说，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就是作家刘震云耗时6年之久所创作的长达6卷200 多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遗憾的是，这部在出版界叫得很响的小说，本身并没有引起读者的相应重视，甚至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完它。如果你细细地读过，你便不难发现，该作没有完整明确的结构，没有清晰的故事情节，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它与刘震云早年曾写过的《塔铺》、《新兵连》等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佳作相比，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 这部作家耗费6年心血所创作出的小说长卷，在客观上只表明了创作者本人对“精典”或“名著”的由衷向往，它离真正意义上的“精典”、“名著”，仍相距甚远。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代文坛时常由一个个人为的炒作变得十分热闹，而依靠作品本身所产生的轰动已显得极为少见。文坛通过一个个事件、官司、内幕成为传播热点，理应隐藏在作品后面永远靠作品本身说话的作家则通过上电视、接受采访等方式成为“新闻人物”。如果说小说受到了读者和社会的冷落，那么，小说家在另一方面却得到了传媒的青睐。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实在令人迷惑不解。
